1976：身处逆境的邓小平【3】

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毛泽东关于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提议，在1976年1月28日，由毛远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政治局成员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此时，连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不得不表示同意。本来，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他们原以为毛泽东会提议张春桥当总理，因为毛泽东对张一直比较赏识。张春桥自己也觉得自己会当总理，上海已经出现“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自1975年以来，“四人帮”就在钓鱼台17号楼一起商议如何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由张春桥接周恩来的班，但周恩来在世时，不同意张春桥接班，现在周恩来去世了，邓小平也不受毛泽东信任了，他们觉得该轮到张春桥了，没想到，毛泽东却提议让华国锋任代总理，“四人帮”感到受到了打击，张春桥更觉得自己被毛泽东冷落了，他把怨恨转到了华国锋的身上，于2月3日写了一篇“有感”，攻击华国锋“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王洪文在周恩来去世后，是排在毛泽东后边的党中央副主席。毛泽东身体不好，邓小平挨了批，毛泽东也不让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了，他感到可以由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了，于是，他私下准备了由他主持中央工作并主持开“打招呼”会议的讲稿。但毛泽东不但让华国锋当国务院代总理，还让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使王洪文如同头上被浇了一瓢冷水，他从此开始整天游游逛逛，用气枪打鸟，在钓鱼台钓鱼。

至于邓小平，他的心里倒是平静的，他看出华国锋不同于“四人帮”，他对华国锋出任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从心里是拥护的。他对毛泽东让陈锡联代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心里也能接受。陈锡联是他的老部下，他相信陈不会和“四人帮”搞到一起。

31日，毛远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简单的信，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向政治局传达毛泽东提议后的情况，他还去见毛泽东，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情况。毛远新说：我已经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过，他们拥护对华国锋、陈锡联的安排。毛远新请示毛泽东说，可不可以向下传达？毛泽东表示同意，并且在毛远新写的信上亲笔批示：“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这样，华国锋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的地位，已经公之于世。

此时，毛泽东仍然要求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继续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2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1975年7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文件。25日，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华国锋主持了会议并在会上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毛主席重要指示》是由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批评邓小平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华国锋在会上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他要求大家回去以后，要把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文件放在首位，在学习的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华国锋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政策界限问题说：“毛主席说了，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华国锋要求：“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对犯有错误的同志，不要揪住不放。运动要在党委领导下，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毛泽东的指示和华国锋讲的政策界限，控制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规模，各地并没有搞层层揪代理人那一套。

但是，对此，“四人帮”却是不高兴的，他们希望在全国再搞一次大的政治运动，把各地各级已经解放出来工作的老干部们再打倒，由他们的亲信和爪牙掌握各地各级领导权，进一步由他们来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因此，他们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有意扩大规模，制造舆论，掀起更大的风潮。1976年2月和3月，他们在中央和地方上抛出了大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其中由他们直接布置写作并发表的文章有：《红旗》杂志1976年第2期发表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辽宁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梁效、任明的文章《评“三项指示为纲”》；《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的初澜的文章《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文章除了攻击邓小平领导整顿是“右倾”，“是直接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外，还直接把邓小平称为“坚持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宣称：“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红旗》杂志第3期还发表了池恒的文章《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人民日报》于3月3日又发表了《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文。这两篇文章论证说：老干部75%是民主派，民主派的根是资产阶级的，必然发展到走资派。与此同时，江青还布置他们在文艺界的爪牙赶写“与走资派斗争的有深度的作品”，他们抓紧炮制的《反击》、《千秋业》、《欢腾的小凉河》、《盛大的节日》等文艺作品，矛头直接指向一大批老干部，攻击老干部是走资派。

然而，无论是中央的“打招呼”，还是“四人帮”造舆论，广大干部就是转不过弯子来。大家对“文化大革命”的恶果看得十分清楚，对邓小平1975年领导整顿取得的成果看得十分清楚，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看得十分清楚。因此，大家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态度是冷漠的，不管“四人帮”怎样折腾，这个运动仍然是冷冷清清，特别明显的是，在“打招呼”会议上，在来参加会议的各地领导干部中，响应“批邓”者是少数。“四人帮”见此情形，心中发急，他们迫不及待地跳上前台，直接攻击邓小平。1976年2月中央开“打招呼”会期间，张春桥在会上多次发表讲话或插话，攻击邓小平是“垄断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3月2日，江青在中央“打招呼”会结束的前一天，还擅自召集12省、区负责人开会并发表长篇讲话，污蔑邓小平，影射周恩来，说国务院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售原油、煤炭、棉布，是“汉奸行为”，搞“四化”是“为资本主义准备物质基础”，攻击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搞“修正主义王法”。是“搞管、卡、压”，说按需分配是“强化资产阶级法权”。他还直接攻击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大汉奸”，“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江青在讲话中还自比吕后、武则天，她说：“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诽谤吕后，诽谤武则天，诽谤我，就是诽谤主席嘛。”江青在会上的这些丑恶表演，使广大干部对她极为厌恶。

“四人帮”在攻击邓小平的同时，还把矛头指向周恩来。2月25日《文汇报》发表的一篇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一文，公然把周恩来打成“走资派”。文章说：“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3月5日《文汇报》在发表纪念雷锋的题词时，全部删掉了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

“四人帮”的这些倒行逆施和丑恶表演，激起了全国上下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愤怒。1976年3月下旬，南京市爆发了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游行和集会，群众公开贴出标语：“《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的信号弹”，“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游行群众高呼口号：“保卫周恩来”，“打倒张春桥”。南京群众还在开往全国各地的火车车厢上刷上反对“四人帮”的标语，传到全国。人民群众本来就对“四人帮”十分愤怒，南京的大游行，深深地影响了他们。

1976年4月初，北京以天安门为中心，出现了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群众活动。大批群众自发地来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花篮，献条幅、挽联，朗读悼词、祭文，同时转抄纪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的诗词。

此时，邓小平不仅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了，而且也被停止参加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是被停止工作了。他每天都闲居家中，当天安门广场发生群众运动时，他密切地关注着局势的发展。他对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运动，在内心是支持的，但他尽力克制自己，也约束自己的亲属，不要去广场，他自己更是不出门。“四人帮”对广场上的群众进行镇压，邓小平是气愤的。但是，邓小平没有料到，他尽量约束自己，采取谨慎态度，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时，仍然把邓小平捎上。灾祸仍然落在了自己的头上。

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天安门广场上的事情时说，政治局认为天安门广场上的事情是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到1975年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是邓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形成的。对于邓小平，毛泽东决定：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毛泽东同时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7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政治局成员都表示同意。这样，在政治局会议上，当场宣读了两个决议稿：《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一个小时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8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这两个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