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身处逆境的邓小平【4】

邓小平不顾个人安危与一些中央领导人商议打倒“四人帮”的策略

中共中央两个决议的公布，标志着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被打倒的邓小平有一个去向问题。他面临两个选择：即：是留在北京，还是去广东。当时许多人劝邓小平去广东。去广东有两个好处，一是在那里安全，广东军队和地方的主要领导干部都同情邓小平，支持邓小平，他到那里，可以免遭“四人帮”的毒手；二是邓小平到广东后，那里会给他提供较好的生活条件，他可以在那里养老，如果留在北京，“四人帮”则随时可以加害于邓小平。而且，在北京，整天处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叫嚷声音之中，他的心里也不宁静。但是，邓小平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留在北京。他的想法有二：一是他再次被打倒后，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他留在北京，就会继续引起各方面的广泛关注，这样，就把“四人帮”的问题继续摆在全国人民面前；二是通过几次同“四人帮”较量，邓小平更加坚信，“四人帮”在人民群众中，在广大干部中，是孤立的，他们必定垮台，而且，“四人帮”垮台的日子不会久远了，他留下来，就会增加同“四人帮”斗争的力量。当然，邓小平也考虑到了自己的安全问题，他知道，毛泽东虽然决定撤销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但仍然很关心他，毛泽东已经关照汪东兴，要保护好邓小平，免出意外。同时，叶剑英也十分关心邓小平。叶剑英还把邓小平安排在一个十分安全的地方，因此，他的安全，虽然有危险，但大体上是可以保障的。于是他决定留在北京。

此时，邓小平虽然赋闲在家，但他心系全国，心系人民。他关心国家大事，关注中国的政治动态，继续同“四人帮”做斗争。对于个人命运，邓小平是持乐观豁达态度的。对于撤销他党内外一切职务，他不在乎，对于“四人帮”对他的批判，他更不在乎。他照样吃饭、睡觉、锻炼、玩牌。他认为，历史是公正的。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我是乐观主义者。同时他也坚信，“四人帮”一定会垮台，而且时间不会太长。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正当全国人民陷入极大悲痛之中时，“四人帮”却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活动。他们认为华国锋立足未稳，政治上不强，还误以为政治局里面会有很多人拥护他们，便急于取华国锋而代之。

“四人帮”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

先是王洪文让他的秘书米士奇给各省打电话，让各省有事情和王洪文办公室直接联系，想要把中央与地方联系的渠道垄断住，结果，被华国锋发现，及时纠正过来。

接着，江青借保存毛泽东文件之机，向华国锋大吵大闹，要求把毛泽东的文件都归她和毛远新保管。她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利用和篡改毛泽东的文件，为他们掌权制造所谓“根据”。结果，又被华国锋顶了回去。

再接着，江青又向中央提出，让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她是打算让毛远新在中央担任重要职务，同时，也为他们篡权找一个曾接近毛泽东的人作个见证。这一条，也被华国锋顶了回去。

又接着，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问题上，“四人帮”故意向华国锋捣乱。他们提出，不必出第五卷，只出单篇就可以。他们是想用出单篇的办法，由他们把持出版工作，只出对他们有利的毛泽东文稿，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根据”。这一条，又被华国锋顶了回去。

在当时，中央政治局的多数是拥护华国锋的，特别是叶剑英，更是坚定地拥护华国锋的领导，各地党委也纷纷表态，拥护华国锋。“四人帮”见刁难不住华国锋，也拱不倒华国锋，便打算搞“第二武装”，组织叛乱，用武力夺权。王洪文专门回上海，让“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尽快把民兵武装搞起来，还发放武器弹药，组织训练。“四人帮”的这一阴谋，被叶剑英及时发觉，他立即调动南京军区部队三个师，向上海外围出动，控制了上海外围险要地带。

“四人帮”在筹划搞“第二武装”的同时，又在关键问题———即毛主席“临终嘱咐”上做文章。他们把毛泽东写给华国锋的“按过去方针办”改为“按既定方针办”。他们这样做的意图是，只要中央认可“按既定方针办”，就可以任由他们来解释“既定方针”，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他们还可以为所欲为。同时也可以给华国锋扣上“篡改毛主席临终嘱咐”的罪名。1976年9月1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首次提出了“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文章发表后，“四人帮”觉得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没有达到把“篡改毛主席临终嘱咐”的罪名扣在华国锋头上的目的，便又下毒手。1976年10月4日，“四人帮”抛出属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中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篇文章打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这就是：他们要把“篡改毛主席临终嘱咐”在帽子，扣在华国锋的头上，要搞掉华国锋。华国锋的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

在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历史关头，在北京的邓小平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自从毛泽东逝世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仍在扩大。广播喇叭中传来的批判邓小平的声音，他天天都能听到。但是，邓小平不在乎这些，他早已经把个人荣辱进退乃至生死置之度外。但他心里也十分焦急。他每天看报、听广播，听消息，从各种渠道了解“四人帮”的动向。他已经明察到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他十分担心，一旦党和国家的大权落入“四人帮”的手中，中国就会有千百万人头落地，中国人民就会再受浩劫。中国已经经过了十年浩劫，再也不能折腾了。他当时对一个朋友说：“我最担心的是，让他们把我们杀光，任其分裂党和国家，把用无产阶级的心血和精神建设起来的国家推入他们设计的黑暗深渊，那样，历史将倒退一百年。”邓小平下定决心，自己不能闲着，更不能袖手旁观，他要为粉碎“四人帮”出力。

本来，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后，叶剑英为他安排的住处十分保密，邓小平也基本不外出，因此，谁也找不到他的住处，连他的老朋友和老战友，也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住处。后来，“四人帮”把注意力转向攻击华国锋，把精力放在要把华国锋搞掉之上，似乎忘记了邓小平。这样，邓小平的处境相对宽松了一些，他也自由了一些。这样，许多老战友也就知道了邓小平的住处。一些对当时中国政局起重要作用的关键人物，也到邓小平的住处来访问了。1976年9月底的一天，王震来访。邓小平一见到王震，分外喜悦。他知道王震可靠，是反对“四人帮”的，是可以与之交心并托付重任的，于是，邓小平便和王震推心置腹地谈了起来。邓小平让王震找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军队中的一些领导人商议解决“四人帮”的问题，王震欣然答应。从那天起，王震先后找了陈云、李先念、叶剑英、邓颖超、聂荣臻、徐向前，与他们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大家意见统一。至于怎样解决“四人帮”，大家还没有想出好的办法来，而“四人帮”却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活动。

王震回头向邓小平汇报了老干部、老帅们的意见，邓小平听后，内心很着急。他认为，如果不早下手解决“四人帮”，必将受制于人。1976年10月初的一天，邓小平不顾个人安危，走出他的住处，亲自到北京小翔风胡同叶剑英的家里，商谈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两位老战友一起详细商定了解决“四人帮”的时机、方式和后续对策等问题，二人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最后，邓小平真诚地表示，相信叶剑英一定能够收拾好残局。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在叶剑英的支持下，一举粉碎“四人帮”。接着，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议和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

这次政治局会议后不久，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到北京的西山去看望已经转移住到那里的邓小平，向他介绍了粉碎“四人帮”和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情况。邓小平高兴地对他们说：“很好啊！我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了。这种方式好（指抓捕“四人帮”的方式———笔者注），干净利索！”

以粉碎“四人帮”为契机，中国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后来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而这些，是与邓小平与“四人帮”的斗争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