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根据地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侧记【2】

学员出道小试身手

在承德，干部大队的李军对于自己初出茅庐却将要参与到与苏联红军交涉地方事务的外事工作中很有使命感，自己在延安学习的俄语这会儿就要用上了，他希望自己融入到抗战胜利后的各项工作中去。当时他跟随一位延安来的师长当翻译，直接与苏联人打交道。

李军回忆说：初次和“老毛子”打交道，感到他们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性格和脾气，沟通好了，办事很容易。但是一些苏军士兵甚至一些军官军纪确实差劲，随便拿老百姓东西和恣意勒卡的事情不少，甚至强奸和抢劫的大案也时有发生。我们随领导同志去找苏联人交涉时，苏军首长解释说有些士兵是从监狱里放出来的犯人，被编入军中敢死队里打前阵，不少人战死了，有些活下来的仍恶习未改，所以违纪案件时有发生。

经过一段实践，我们在延安外语学校学习的俄语，还真的可以在实践中派上用场。一开始我们的语速很慢，和苏联人对话时，他们的语速我们也跟不上，但随着接触的增多与磨合，我们的翻译语速也加快了，适应了工作的需要，交结的苏联朋友也渐渐地多起来了。

俄罗斯人与中国人的性格有很大差距，他们历经了卫国战争，对于生命和死亡有点淡漠。听说他们打仗时往往直立着向前冲锋，死亡率很高。如果一旦喝上点酒，打起仗来更不怕死，显现了俄罗斯人骁勇善战的性格。平时，苏联人表现得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对朋友挺讲义气。可是，交往多了我们就发现：他们是大聪明，在鸡毛蒜皮的事上不和人计较，但是在重大利益上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在承德呆了一段时间。大家还想到东北去，在遥远的塞外体验抗战胜利和建立民主政权的过程，那肯定是一个非凡的人生感受。

从河北坐火车到辽宁，现在坐高铁只是弹指一挥间。但是在当时，我们走过的这段路也可说是一波三折。

承德的铁路运输当时是受到国民党暗中操纵的。他们安排的司机有些人是特务，明里暗里地与共产党对着干。再加上车站上的设备和水塔受到一些破坏，煤也很少，火车基本开不动。当时，我们随同炮兵团从河北石家庄去沈阳，正巧是高岗、张闻天等领导同志也要去东北，没有派专车，只能和我们一样，一起搭乘火车。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走走停停的，不停地给机车加水，速度还赶不上队伍急行军快。但是大家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眼瞅着火车像老牛车似的往前“嘎悠”。即便是这样，火车到了一个站却不往前开了。高岗、张闻天等领导同志坐上沈阳派来的车，先行离开了这里，我们只好下车行军，走了几天才到达锦州火车站。

从锦州到沈阳一路较顺利。沈阳虽然是个大城市，但是秩序却很乱。尽管苏军已经占领了沈阳，但在城市管理上没有头绪。国民党趁乱收编了一些伪满军人，或明或暗地搞些破坏活动，而我军先期到达的少数部队，用于保卫新组建的机关单位还勉强够用，但是对于社会管理工作也力不从心。更严峻的是，苏军正在给我方施加压力，逼我们退出沈阳，苏方好根据雅尔塔协议把东北交给国民党。针对这种情况，我方党政机关和部队急速和延安联系，等待中央的指令。

根据中央指示，东北局组织了去北满、西满分局的高岗、张闻天、李大章等五六个省委书记和军区司令员，我们跟着这支大队（实际上是高干队）一起行动，开赴北满。

1945年初冬，11月下旬时，我们跟随领导同志一起上了火车，大概是60多人，在一节货车车箱里或席地而坐、或坐在行李上，大家谈笑风生，傍晚就到了长春。这时驻扎在车站的苏军上尉过来了，样子很凶，拦住我们不让走，硬要检查。

当时一个学员遵照领导的命令，上前和苏军军官交涉要出站的事儿，并解释说：我们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要尽快前往哈尔滨工作。但苏军上尉却故意支吾搪塞，就是不放行。在车站上旁观的铁路员工指点他说：不必和老毛子生气上火，他们就是想卡点东西。

学员向领导报告了情况后，带队领导很生气地坚持说：“这种作风不能迁就。”就直接找那个苏军上尉去说道说道。没曾想，那个上尉看到我们的手里拿着一支手电筒，立刻满脸堆笑地迎上前去，非要把手电筒留给他作纪念。我们还看到其他几个苏联军官手腕上都戴有好几块手表，上衣口袋插满了样式不同的钢笔，原来这都是他们半路上截获的“纪念品”。

既然各位军爷有此嗜好，我们为了顾全大局，尽快赶路，还是从了吧。这是车上多数领导和同志们的想法，那位领导很不情愿地默许了，我们拿了手电筒去交给那个上尉，上尉得到了这个“纪念品”后，大喜过望，竟然调来一个火车头，专门把我们这一节车箱挂上，当成专列，一路绿灯地直接开到了哈尔滨。

先期到任的陈云同志把抵达哈尔滨的领导安排住下后，我们这些小翻译、干事就趁机到哈尔滨街头去溜溜弯，想看看这座在俄罗斯人心目中的东方圣地是个什么样子。一看，果然城市中到处充满俄国风情，特别是中央大街，两侧都是俄罗斯人开的公司、商店和宾馆。亚洲第一大的东正教教堂———圣·索菲亚教堂，确实风度不凡。直到现在，我们还完好地保留着这座具有100多年历史内涵的俄罗斯建筑。

转悠了一上午，回来时，却被荷枪实弹的苏军给拦在住所外不让进入，说里边都是些“红胡子”，要查办他们。原来，是国民党特务知道共产党到这儿来了，便向苏军告黑状，妄图用苏军的力量阻止我们在东北落脚。见此情景，我们向陈云同志做了汇报，陈云同志及时与苏军进行了交涉、解释，苏军才撤销了对我方住地的封锁。随着我们与苏军的交涉事务日益增多，维稳建政工作开始起步了。

当时的中苏友协配合苏军进行一些稳定局势等事务的沟通交流。苏联人一方面想让中共在东北站住脚跟，发展起来，但又拘于雅尔塔协定的限制，想把政权交给国民党政府。我们分析了苏联人的心理：他们处在矛盾之中，他如果把政权交给国民党，就等于把胜利的果实让给了美国分享，美国的影响力在中国发挥更大作用，这对苏联可不是什么好事儿，苏联人对此显然不会心甘情愿。而苏联人的这一矛盾心理，也正便于我们开展工作。争取主动的关键点，在于最大限度地从中找出适合我们发展壮大的公约数。所以，我们也要加强中苏友协这个窗口，开展维稳建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