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佰春
日本投降后，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巩固东北红色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中共中央先后组织、派遣了多批高层领导干部及成建制的作战部队从延安等地出发，开赴东北。考虑到要与解放东北的苏军加强联系，中央决定抽调一批由抗大俄语班成员组成的小分队北上。笔者采访了多名健在的北上老干部，从他们的讲述中，可以了解到我党在东北解放后开展维权建政过程中的多个侧面。
一路行军很热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所规定的各项条件，无条件投降。
70多年前的这一天，离休干部孙大明是延安干部学校俄文培训班的学员。他回忆说：当时，我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激动得热泪盈眶，经历了漫长的抗战岁月，我们牺牲了那么多的战友和亲人，终于赢来了胜利的一天。
听说中央马上要组织北上，我连夜写出申请书，要求到东北解放区第一线工作。经过一周左右的选拔和准备，8月下旬，由30名中共党员学生组成的干部大队从延安出发了。对于将要开往遥远的北方，去承担更重要任务，同志们都从内心里感到光荣和期待。
虽然是抗战胜利了，但是对于这支干部大队来说，去东北要经过的许多区域是敌占区，这是很麻烦的事儿。因为，当时不少地方还是由日军和伪军占领，还没有完全缴械投降。小鬼子一味地坚持要向国民党军队缴械，国民党军队训令日伪武装在正式缴械前，继续维持地方治安管理事宜，这必然会给我们的北上制造麻烦。
其实，学员大队的任务是力争在第一时间到达东北解放区，在那里尽快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并充实到党政机关中去担任骨干工作，为建立新中国做准备。为了减少路上的摩擦，北上大队的干部采取了迂回穿插的方法，尽量避免在路途上消耗时间，能绕过的麻烦，都尽力绕过去，好饭不怕晚，等到了东北解放区再说。
这样，干部大队辗转迂回的走走停停，算是顺利的通过了。有些村庄，还有人专门组织民众列队欢迎，提着花生、水果来慰问我们。
9月初，干部大队就到达了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张家口是苏军解放下来的，当时张家口只有十多万人，延安干部学校的校长曾涌泉受中央派遣从延安到张家口。慰问干部大队时还给每人发了一斤砂糖。这时，我已经被中央任命为晋察冀军区的参谋长。
我们在张家口休息了一天后继续行军。那时候能就地休息一天已经是很不错的事儿了。军情急如火，虽然不算是增援部队，但是我们的使命并不比参加战斗来得轻松。所以，大队把提前到达东北当成重中之重。为了着急行军又要保证必要的休息，路上还出过一些笑话。比如，有时怕吃不上饭，提前在经过的地方购置一些备用干粮，但是，多数情况下都能吃到热乎饭，结果存下的干粮发了霉，一些同志舍不得扔掉，一直带着行军，到了休整的地方一看，实在不能吃了，只好扔掉。有时，在老乡家住下时，学员小伙子被村民看上，找到村长想把自家姑娘许配给学员干部，被婉拒后还闹出一些误会。
我们走到山海关时，已进入了苏军控制区域，承德当时算是冀热辽军区热河省政府所在地，由中央派来的程子华担任书记和军区司令员。但这时的承德仍由苏军占领，秩序很差劲。为了配合苏军加强对社会上治安管理和政权重建工作，亟需任用一些懂得俄语的我方干部，我们的到来如同雪中送炭，军区领导高兴得不得了。于是在到达承德的第二天，军区领导就召开大会，先在承德留下几个学员担任翻译再说，其他人可以继续北上，这样就有几个同志留下来了。从延安出来一直到承德，虽然还没有到东北，但一路征尘，还真的是很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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