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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出主意论主意认识好主意的4个鲜明特点

2016年06月01日07:44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原标题:向毛泽东学出主意

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希望领导干部要做到:安排工作计划时留有余地,给下面点积极性。

毛泽东是公认的出主意的高手,早在江西苏区时期,红军里就广为流传:“毛委员有主意。”可以说,正是由于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善于出主意,能出好主意,才使他在众多的革命家中脱颖而出,成为党的领袖。

怎样才能有主意

“主意”是属于思想层面的东西,而思想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毛泽东认为,它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读书治学。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形象地比喻:“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他为中国革命出的许多好主意在某种程度上都与读书有关系。据跟随他的人回忆,毛泽东上井冈山时,戎马倥偬,口袋里仍然装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水浒传》。正是因为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农民战争的传统,他才产生了“工农武装割据”这个主意。他还曾忠告党校的学员:“一面做工作,晚上看两页书,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可以说,毛泽东不单是一个领导者,还是一个高级学者。这与他酷爱读书是分不开的。

世事磨炼。主意还来自实践,“实践出真知”,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荀子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毛泽东发展了古人的思想,强调人们经过世事磨炼才容易产生主意。青年时期他就有意识地通过实践提升自己,1917年,他和一个同学身无分文,竟在湖南乡下游学一个多月。所谓游学,实际上近似沿村乞讨,此间主要靠帮人写点东西、出点主意之类解决生活问题。但是,这样可以非常深入地了解下层社会。要产生好主意,就必须到社会的熔炉里去陶冶。总结经验是出主意的重要基础。“解放军打仗,一个战役以后,总来一次总结,克服缺点,发扬优点,继续乘胜前进。”这确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他许多高明的决策,就是这样来的。

怎样出好主意

主意有好坏之分,什么样的主意是好主意呢?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毛泽东的实践和论述来看,好主意主要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高瞻远瞩。抗战时期,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在延安考察,多次向各方面的人询问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能够战胜他的许多对手,成为众所公认的领袖?结果,他得到的答案几乎一致:毛泽东“高瞻远瞩”。就是站得高、看得远,能够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毛泽东本人也说过,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但必须看清前途和方向。正像海伦·斯诺讲的:“他顺应历史,又走在历史的前头。”比如,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向战士说:“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稍后,他又提出了那个激动人心的论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49年后,在具体工作中,毛泽东特别提醒领导干部,要善于识别风向。树叶一动,就知道风往哪里吹。特别是要善于识别社会的风向,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当问题一有苗头,就能发现它,掌握它。

敢于出奇。毛泽东年轻时常对人说,丈夫要为天下奇。朋友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就叫“毛奇”。俗话说,出奇制胜。毛泽东一生中出了很多“奇主意”,创造了很多奇迹,比如,四渡赤水。当时,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红军处于十分不利的局面。但是,毛泽东率领军队在赤水两岸间来回奔走了四次,可谓军事史上的奇迹。再如,1947年,面对国民党的强大攻势,命令刘邓大军挺进中原;1948年,强令林彪占领锦州,在东北造成关门打狗之势;1971年,利用乒乓外交打开中美交往的大门,等等。出奇,就是想别人所未想,超越常规,于劣势中取胜,于困境中开出一片新天地。

留有余地。出主意,要留有余地,多想几种可能性。俗话说,要有后手。不管什么事,即使能做得到,也要谨慎些。这是毛泽东出主意作决策的一个原则。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他希望领导干部都要做到:安排工作计划时留有余地,给下面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地,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留余地上下都有好处。过去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还要有个预备队,必要时把预备队拉出去。现在搞生产也得记住这一点。如果生产计划、经济计划,满打满算,不留一点余地,很容易造成虚假现象。留有余地是政治问题,也是工作方法问题。意思是说,好的主意,都有可以变通的空间,从而能让领导者进退自如,可伸可缩。

设想最坏。领导者出主意时,不能只考虑有利的、好的方面,还要考虑到不利的、坏的方面。诸葛亮说过:“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毛泽东出主意,就是一方面争取最优,一方面又总是想到最坏的可能性。党的七大以“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当时,形势一片大好,毛泽东却出人意料地大讲“要准备困难”,什么困难呢?他一口气讲了十七条,诸如挨外国人骂、国内大骂、失去几大块根据地、爆发内战、外国干涉、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等。他解释说:“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这十七条困难,后来有的是果然遭遇了,有的是部分地出现了。然而,因为早有估计,毛泽东和党始终处于主动地位。1949年后,他仍然强调,“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有了这种设想,就可以从容应对一切,做到心中有底、遇变不惊。(摘编自《秘书工作》2016年第2期 张太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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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杨文全、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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