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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理想大于天”:东北抗联的历史启示

何平

2016年07月29日08:00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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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冬,为保存力量坚持抗日,东北抗日联军分批进入苏联境内。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东北抗联的14年苦斗为我们坚定理想信念提供了生动感人的历史教材,重温抗联历史,以史鉴今,提炼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经验和启示,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理想信念是抗联队伍长期孤悬敌后、孤军奋战的精神支柱

东北抗日斗争的极端艰苦在中国乃至世界战争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抗联长期处于孤悬敌后、孤军作战的状态。东北抗日联军长期要同数倍、数十倍甚至数百倍于己的敌人殊死搏斗。一个简单的对比数字:日军侵占东北后,不断增兵,最高时日本的关东军就达80多万,除此以外还有大批伪军、伪警察配合。而抗联发展到最高峰时仅有3万多人。

在孤军作战、缺衣少食、敌人围追堵截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把队伍带好,同时还要保持高昂的士气和强悍的战斗力,靠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来支撑呢?这就要求队伍必须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唯有如此革命队伍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长久地发展壮大。正如邓小平所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在日本公开出版的《满洲国警察外史》中记录了杨靖宇生前与敌人的最后一段对话。当时,日军讨伐队已经接近到杨靖宇前方30米的地点。日军讨伐队的西谷队长下令暂停射击,试图劝降。他说:“我们是通化的警察队。在我们的部队里面,曾经是君之同志的程、崔,都担任着警察队的指挥。安参谋也在总部工作。若是君能归顺,岸谷厅长必会热切相迎。现在这个地方,要逃脱是不可能的了,何必急着去死呢?考虑一下归顺可好?”在这种生死关头,杨靖宇断然拒绝了敌人的“美意”,回答道:“我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不可能如你所愿。很多部下都牺牲了,我如今只剩了自己一个人。虽临难,但我的同志们在各地转战,帝国主义灭亡之日必将到来。我将抵抗到底,无须多说,开枪吧。”后来据分析推断,杨靖宇之所以愿意和敌人交谈,是因为他趁这个谈话的空档销毁了随身携带的机密文件。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坚持战斗,始终坚信抗战必将胜利,仍然竭尽所能为党和抗联队伍的斗争创造有利条件。抗联各部在得知杨靖宇牺牲的噩耗后,纷纷向日军发起复仇的反击,被敌人惊呼为“打疯了”。可以说,正是在杨靖宇坚定信仰的感召下,抗联将士置生死于度外,与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

有了理想,才有活的灵魂,才有奋斗的方向。信念垮了,精神的堤坝就会崩溃,人就会失去支撑,就会得“软骨病”。没有或者丧失了理想信念的队伍,就会迷失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失去精神支柱而自我瓦解。

抗联中比较有名的叛徒,一个是抗联第九军军长李华堂,另一个是出卖杨靖宇将军的原抗联第一军一师师长程斌。他们长期陷入孤军作战、孤立无援的苦斗中的时候,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最终由量变到质变,思想上产生蜕变,信仰上出现动摇,最终背叛了革命,背叛了队伍。促使他们思想发生质的变化的转折点是什么呢?李华堂是因为他的另一个结盟者———二路军,在日军打击下几乎全军覆灭,导致他最后一道心理防线坍塌,最终于1939年2月下山投降了日本关东军。程斌叛变的直接原因是日军知道他对母亲很孝顺,便秘密抓捕其母亲、兄长,逼其“归顺”。加之,当时日军讨伐一日紧似一日,致使抗联一师经常断粮,不得不以野菜充饥;同时,程斌几次派人与杨靖宇联系都毫无结果。这一切,使他不由得对斗争前途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失败、悲观的情绪在他头脑中逐渐占了上风,最终叛变投敌。

二、理想信念是抗联队伍始终不畏艰苦、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

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抗联将士不仅要与残暴的日本法西斯进行殊死战斗,而且要与影响其生存、发展的恶劣自然环境作斗争。特别是在1938年以后,由于日军的疯狂讨伐,抗联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连最低的生存条件都难以维持,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和挫折。雪上加霜的是,早在1937年冬,抗联与党组织的联系就已经彻底中断。东北抗联的著名将领冯仲云将当时斗争环境的艰苦概括为“巨艰万难”,集中体现为两个方面:基本给养的极度缺乏与自然条件的严峻挑战。

在这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坚定信念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共同的信念才能够把这个队伍凝聚起来,形成无坚不摧、无所畏惧的强大合力。而一个党、一个军队如果没有理想信念,没有了这个力量的源泉,就会缺少粘合剂,整个队伍就会是一盘散沙,很容易土崩瓦解。

在1938年陷入极端困境之后,抗联队伍中有人对抗战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出现了士气低落的现象,甚至有部分人投降叛变。这些人投敌后,有的出卖抗联情报,有的还反过来帮助日军攻打抗联部队。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抗联遭遇多重困难,前途未卜的时候,一些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及时地跟上去,无法通过统一思想进而统一行动,使得队伍中出现了悲观彷徨、精神懈怠的现象。毛泽东就曾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这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高度概括。

同样是抗联的队伍,抗联第一路军的主要领导人却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团以上部队设党委,连设支部,党委经常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做好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第一路军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十分重视,经常利用冬季在部队密营整训期间,举办党员训练班,讲解党的基本知识、党的优良传统,强调党员在抗日战争中应该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克服各种不良倾向,面对困难勇往直前。

三、理想信念是抗联队伍面对利益选择、生死考验的行动指南

日本侵略者为了尽快剿灭抗联队伍,全面采用了军事“讨伐”、经济封锁和政治诱降等手段,竭力分化、瓦解抗联队伍。面对敌人的软硬兼施,在“生死一线”的考验面前,只有在理想信念的指引下,才能认清前进的方向,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习近平就曾强调:“只有理想信念坚定,用坚定理想信念炼就了‘金刚不坏之身’,干部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关键时刻靠得住、信得过、能放心。”

其实,程斌在叛变之前也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日军抓捕了他母亲和兄长后,曾两次派他哥哥程恩上山劝降。第一次,程斌也是拒绝投降的。但是到了第二次,程恩只问了程斌一个问题:“你革命还要妈不?”这次,程斌回答得非常痛快:“不革命也得要妈!”最终,程斌于1938年7月率所部115人投敌。

而面临同样的两难抉择,抗联第四军的军长李延禄则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选择。当时,日伪军抓捕了他家十几口人企图劝降,李延禄仍坚决拒绝屈服,而是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号召他的家人,号召民众起来共同抗日。他在信中说:“我不仅是家庭的子弟,我还是中国的公民,自古道忠孝不能两全,我今天决意尽忠于国,不能尽孝于家……如果你们骂我不孝、不慈、不义,那就请你们想想,九一八以来,在东北三省被日本屠杀的,不都是我们中华同胞的父母、兄弟、妻儿么?何止我李延禄一家呢。我正在做着东北三千五百万同胞的孝子、慈父、义夫,不能做一家的孝子、慈父、义夫。亲爱的家人们,我顾不着你们了,望你们为国争光啊!”

为了美好的信仰,李延禄等不惜舍小家为国家,舍亲人为人民,舍生命为革命,为了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他们绝不向凶恶残暴的敌人低头,体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他们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正是因为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作支撑。

东北抗联的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无论任务如何艰巨,无论挑战多么严峻,无论道路多么曲折,只要党领导的队伍的理想信念始终坚定,就能面对任何挑战都毫不畏惧,就能在艰难险阻面前义无反顾、无往不胜、克难攻坚,就能面对未知的未来而不至失去方向,就能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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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杨文全、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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