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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长征过贵州

魏登云 龙梅芝

2016年07月29日08:08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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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陈云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后排左二为陈云,左四为刘少奇。前排右四为毛泽东。

1935年1月,陈云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

图为会议会场。

1935年秋,陈云化名“廉臣”撰写了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图为1936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的单行本及新中国成立前在国内流传的单行本。

陈云作为中共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阶段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长征过贵州即是其革命生涯中的精彩篇章之一。

一、支持遵义会议召开,为革命转折协力合作

陈云在回忆中坦承:“在瑞金时,我住在总工会。……当时听说,共产国际讲毛主席的路线是右倾。但是我觉得,毛主席讲话很有把握,而博古他们讲的是‘洋道理’。”如果说在江西中央苏区时,陈云对“左”倾军事错误还只是有所警觉,那么在长征途中,“左”倾军事错误给红军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则使陈云对其有了更加清楚、深刻的认识。长征开始后,陈云从革命大后方总工会来到了战争的最前线,担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当时,该军团负责殿后,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在残酷的革命战争实践中,陈云深深感到,红军之所以遭受惨重损失,完全是“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之错:一是红军开始长征前,“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间没有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二是“上路时所带的辎重太多”,专门运输机器的就有5000人,从而使军事行动十分困难。其根源在于错误地认为创建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不需要再进行一番全新的艰苦努力,只是简单地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就行了;三是行军路线好像用铅笔早就画好了,结果,“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早已料到我们将出现在哪里”。陈云对“左”倾军事错误认识的不断深化,对遵义会议解决军事领导问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占了黔北重镇遵义。当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总结和解决军事领导问题,为此,陈云明确表示,赞成“张闻天提出的应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他要求在解决“左”的倾向时,作为红军干部,千万不能马虎,一定要做“耐心说服和充分准备工作”,以使“群众了解‘左’的错误的实质”,只有这样,红军领导人的思想才能为广大革命群众真心诚意地接受并付诸实际行动。

遵义会议召开时,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已中断了各种往来,所以,此次会议未经共产国际许可,就调整和更换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无先例可循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勇于担当,不惧风险,态度明确,坚持博古应该让位下台;除此之外,陈云是唯一在自己亲笔写的材料中表示赞同“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参会者。张闻天是遵义会议的当事人,他回忆道:“会上陈云是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

二、宣传贯彻会议精神,促进革命向前发展

尽管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但在实践中,要想真正确立其领导核心地位,还必须依靠中央领导集体其他成员精诚团结,做一番实实在在的工作,陈云就是脚踏实地做此工作的代表之一。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陈云被指定为会议精神的主要传达者,还规定了传达范围和注意事项。此时,陈云已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他不顾每天行军作战的疲劳,大力宣传贯彻遵义会议精神,以促进中国革命向前发展。这特别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着手整顿“红章”纵队,使之轻装机动灵活。1935年1月28日,土城之役失利后,红军改变了北出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原定计划,西渡赤水河。当时,陈云主要负责两件大事:其一,安置伤员;其二,处理所带笨重物资。为此,他亲临前线指挥卫生、供给部门的干部战士抢运伤员,并予以妥善安置,还“组织军委纵队将笨重的物资抛进赤水河,使之能轻装前进”。这样,红军主力增强了机动灵活性,得以迅速西渡赤水河,避开了敌人的精锐部队。

二是参加军委干部会议,促成决议案通过。1935年2月8日,中央书记处公布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斗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史称《决议大纲》),并电告中央苏区,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决议大纲》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的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明确指出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在于博古、李德军事上的单纯防御、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严厉批评“左”倾军事领导人在突围转移中采取“惊惶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在陈云极力支持和推动下,军委纵队召开干部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决议案,该决议案“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报告,一致拥护党中央政治局的决议。”2月19日,该决议案在红军机关报《红星报》上刊发,从而使决议案不仅为红军领导干部所知晓,而且还为广大红军战士所知晓,这一做法有效地促进了广大红军官兵对“左”倾军事错误的认识,以及对毛泽东机动灵活运动战战略战术思想的了解和贯彻。

三是创造性地阐发会议精神,实际上批判了“左”倾政治路线错误。遵义会议后,为完整准确、创造性地传达会议精神,陈云挤时间,精心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并在红军过威信至鸭溪的路上向部队如实传达。当时,战争形势非常紧张,要就多年来党的所有重大问题的是非进行讨论是根本不可能的。出于团结更多同志的考虑,遵义会议不仅没有全面讨论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反而在决议中写了“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但陈云在《传达提纲》中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将自己对“左”倾错误的认识融入会议精神中。他指出:“正因为国内战争中军事指挥是党的政治路线的一个主要的部分,我们党正是由于军事指挥上在这个时期以及西征中是基本上是错误的,因此,在保卫苏区与顺利的粉碎五次‘围剿’的意义上来说,……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在陈云看来,军事指挥是总政治路线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既然军事路线错误了,那么政治路线不可能是正确的。可以说,他的话洞触先机,为以后党中央彻底清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作了较好铺垫。

三、赴莫斯科汇报工作,争取共产国际支持

遵义会议纠正“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和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都是在共产国际全然不知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对于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共来说,不是一件小事,必须慎之又慎。为进一步巩固遵义会议的成果,新的党中央领导人认为,当时有两件事情需要着手解决:一是及时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以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二是恢复白区党的地下组织,以协助红军主力作战。基于此,1935年2月上旬,党中央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及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6月,陈云身负双重使命,从四川天全县灵关殿起程,极为神速和隐蔽地离开长征队伍,途经雅州(今雅安)、成都和重庆,于8月5日抵达上海。然而,此时白色恐怖笼罩上海,中共上海中央局接连三次遭到空前大破坏。针对这一异常严峻的形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考虑到陈云在上海的处境十分危险,要他尽快赶赴苏联。期间,陈云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他假借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医之口,详细记载了红军于1934年10月从江西中央苏区出发,历时8个月、途经12省、行程12000里,一路夺关斩将、势不可当的豪迈气概和传奇经历,从“旁观者”的视角,对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进行了客观、公正的描述:“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辞令,待人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着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似忙碌”,从而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报刊对红军领导人的歪曲宣传,重塑了红军领导人在革命群众中的崇高形象。

1935年9月下旬,陈云按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在宋庆龄的精心安排下,由医学博士马海德一路护送,从上海坐船到海参崴,再转火车到达莫斯科。10月15日,陈云向共产国际作了《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实事求是地讲述了红军西征的情况,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红军从中央苏区动身到进入贵州。期间,英勇的红军战士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突破了敌人的四道严密封锁线,但“左”倾军事指挥者犯了严重错误,致使红军折损过半,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余人,到黎平后领导人内部出现了分歧,对“靠铅笔指挥”者李德表示怀疑。对此,曾任李德的翻译并参加过遵义会议的伍修权指出:毛泽东在会上批评李德“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略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第二阶段,红军从进入贵州开始到占领遵义。此间,红军战士已明确了西征目的,舍弃了直线行进,转而采取灵活机动的行军方式。因行军策略发生了根本改变,红军战士所向披靡、一路凯歌,顺利攻占了遵义城。部队在此休整了12天,从当地青壮年中招募了3000名新兵,充实了红军队伍;还依靠当地力量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发动群众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和存粮分给贫苦百姓。陈云特别指出,第二阶段所取得的最大胜利是“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上,彻底纠正了“左”倾军事错误,“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了过去的领导人。……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第三阶段,从红军攻下遵义城一直延续到过长江。期间,由于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掌握了红军进攻的主动权,巧妙地运用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在战场上,红军变被动为主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

通过陈云的《报告》,中共中央不仅恢复了同共产国际的联系,而且使共产国际自红军西征以来第一次了解到中国革命的真相,其对遵义会议所作出的决定和对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都表示默认,因为在听完陈云的汇报后,共产国际领导人未表示任何异议。为了进一步扩大陈云所作《报告》的国际影响,1936年初,有人将《报告》整理后以《英勇的西征》为主题刊发在《共产国际》杂志上。《英勇的西征》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西征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向全世界宣传红军西征、遵义会议,以及中共领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这些都表明,陈云向共产国际所作的《报告》具有开拓之功。

四、帮助澄清若干疑问,回归历史事实

红军长征过贵州期间,形势异常严峻,党和红军无暇对重大事件、重要会议的具体情况进行梳理保存。《六大以来》一书所收入的有关遵义会议的文件,只有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又称《遵义会议决议》)。由于涉及遵义会议的文件资料保存下来的实在太少,所以,有关遵义会议的许多具体情况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如,对出席会议的人员、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内容、遵义会议后所建立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等,均有争议。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为了澄清这些疑问,回归历史事实,陈云对此作出了不懈努力。

关于出席遵义会议人员问题。为了弄清这一问题,1977年8月,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同志特意前往北京,拜访了会议当事者陈云。在和来访的同志交谈时,陈云回忆称:“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参加了遵义会议,我的印象很深;对董振堂、李卓然参加的印象少些。”后来,又发现了前述《报告》,这样,人们终于弄清楚出席会议的既有政治局委员,“还有全体军事领导人、各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于是,党史研究者推断出遵义会议参加者一共有20人,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朱德、陈云、王稼祥、刘少奇、凯丰、邓发、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李德、伍修权。关于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讲话的内容,陈云回忆说:“毛主席的发言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讲的那些。”关于三人军事指挥小组,陈云回忆说:“成立三人小组是在遵义会议以后,四渡赤水时定的。大概在打鼓新场的地方。当时大家意见很多,就搞了个三人指挥小组。”关于在遵义会议上所发生的分歧,陈云在审查《中共党史陈列》时说:“军队指挥权归毛主席是在会上定的,可能还定了毛主席为书记处书记。当时只有两个人反对,一个是博古,说他要考虑考虑;另一个是凯丰,态度很明确。”关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是否被增补为书记处书记,陈云回忆道:“六届四中全会没有设书记处,也没有设常委,……1934年初,……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但这次会议也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增补为书记处书记也好,说他被增补为常委也好,只是表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了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核心,而不表明当时中央正式设有书记处和常委。”

红军长征期间,所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每天都会行军打仗,传达会议精神一般采取口头方式进行。然而,陈云却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撰写传达提纲,以便完整、准确、创造性地传达贯彻会议精神。不过,令人倍感遗憾的是陈云撰写的这份传达提纲后来大部分不知去向,纵使剩下的小部分,在学术界也长期没有引起充分的关注。直到1982年,中央档案馆才碰巧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文件中,发现了《(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份珍贵手稿,该手稿既未标明撰稿人姓名,也未注明成稿日期。手稿从右到左竖着书写,右上方标有页码,从第21页到28页共计8页,全文4600余字。显然,这只是整个手稿的一小部分。为了确定这份手稿作者的真实身份,中央档案馆将手稿复印件送给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请他们进行辨别鉴定,但三人都认不出是谁的笔迹。当手稿复印件送给陈云时,他十分肯定地说:“这份东西是我的笔迹,是我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至于成稿时间,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对此作了多方考证,认为它形成于从云南省威信县到贵州省仁怀县鸭溪镇的行军途中,时间是1935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虽然其只是整个手稿的一小部分,但对于人们了解遵义会议情况还是起到了补史证史的作用。1983年8月,陈云的这份手稿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为题,收入《中共党史研究资料》(第六辑)。该《传达提纲》详细记载了遵义会议许多鲜为人知的重要情况,还全面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左”倾军事错误。以陈云这份手稿为依据,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经过反复考证,基本弄清了遵义会议的一些具体情况。在此基础上,1984年11月,《遵义会议文献》一书正式出版发行。随着该书的面世,以前许多不为人知的有关遵义会议的具体情况基本廓清。

综上所述,陈云长征过贵州,从一个重要时段和方面反映了陈云为实现中国革命大转折所起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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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杨文全、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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