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高才
2016年08月03日08:24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范熙壬（前右一）全家福
李大钊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与范熙壬等各界名流在天津张园合影
《新译界》发刊词
东交民巷公使馆区入口处旧貌
曾几何时，笔者为撰述《共和先驱·范熙壬》一书，在台湾诗人范延中那里，发现了范熙壬营救李大钊的书信《致杨邻葛督军书》，里面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那么，范熙壬缘何会营救李大钊呢？
师生接力办学刊
范熙壬是清末民初颇具传奇色彩的学者与社会活动家。他幼承家学，壮志凌云，有“神童”之誉。他在两湖书院崭露头角，于19岁成为“父子同科”的举子，并获得光绪皇帝的御赐金匾。民国初年，他高票当选首届国会议员与宪法起草委员会候补委员。
他本是封疆大吏张之洞的得意门生，完全可以从此平步青云，享受荣华富贵。但为了国家的振兴，他毅然参加“公车上书”，失败后，以初试、复试第一的佳绩考入京师大学堂。继而，他负笈东瀛，创办《新译界》，翻译《资本论》，探索法治救国之路。1909年，范熙壬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回国，在清廷参与编纂法典、修订法律等立宪工作。
1910年10月3日上午，范熙壬作为资政院一等秘书官兼机要科长，见证了资政院的开院典礼。此间，他还担任资政院速记学堂教务长，为变法培养急需人才。
尽管如此忙碌，范熙壬仍应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举办人
汤化龙、孙洪伊之邀，往返于京津之间，兼任学堂教习。任教期间，他对正在法政学堂就读的“北洋三杰”之一的李大钊非常赏识，李大钊也十分敬重这位师长的人品与学问。此后，他们成为了亦师亦友、志同道合的好友。
民国开国大典，范熙壬冒着炮火，绕道海路，南下沪宁出席。南北统一后，他响应孙中山号召，积极参加国会议员竞选，并在湖北第一选区高票当选。从此，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立法与护法的工作之中。
一天，李大钊在学校图书馆发现了范熙壬、汤化龙等于1906年留日时创办的《新译界》杂志，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范熙壬在杂志发刊词中开宗明义地说：“吾辈之志不过欲结合群智群力，倾热血，挥新泪……”其目的之一，在于通过翻译世界政法（含政治、经济、法律三目）书籍以启蔽通塞，欲“变吾国政法界为极良政法界”。
李大钊通读后深受启发，经过认真思考，也想效法师长，参与筹建法政学会及创办月刊。1912年初秋，他专程到北京，把自己的想法向范熙壬与北洋法政学校校董孙洪伊等一吐为快，得到了师长的大力支持。9月前后，北洋法政学会成立，李大钊与郁嶷担任该会编辑部长，负责编辑出版会刊《言治》月刊。《言治》选择于国会成立之日——1913年4月1日正式出版。
此间，北洋军阀践踏法律，秘密策划丧权辱国的“善后大借款”。4月26日夜至27日凌晨，急于得到借款的袁世凯，密派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周学熙为全权代表，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5国银行团做最后的谈判，几乎全部答应了列强的苛刻要求，签署了2500万英镑的《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
“善后大借款”协议签订后，舆论哗然，社会各界纷纷谴责袁氏的卖国行为。当时，正值宋教仁被刺不久，人人自危，但范熙壬不顾个人安危，公开同袁世凯政府叫板，于1913年5月19日在国会上提出了《众议院质问善后借款合同事宜书》（六条）。他说：“此次中国政府善后借款为数二千五百万金镑，利息五厘，折扣八四；而又监督财政，干涉盐务。条件之严酷，为从来所未有。亡国之惨，即在目睫。……熙壬等今列举数端，应请政府限期答复……”
李大钊则与师长内外呼应，在《言治》上共发表了34篇（首）诗文，对军阀官僚祸国殃民的种种劣迹，进行了揭露与斥责。他在《言治》第1期上发表的《大哀篇》一文中指出：“所谓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又在《言治》第3期上发表了《隐忧篇》，矛头直指北洋军阀。
1913年冬，经范熙壬、孙洪伊和汤化龙力争，李大钊获得了公费留日资格。同时，还促成他偕汤化龙之子汤佩松一同赴日。
原来，因佩松幼年生活优裕，顽皮骄纵，受祖母溺爱，不喜读书。汤化龙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决心让佩松离开祖母，让妻子陪佩松到日本去读中学。于是，汤化龙约范熙壬一同与李大钊商量，想借李大钊留日之机，把佩松带出去磨练一番。
师长如此信赖，李大钊当即满口应承。李偕佩松母子到东京后，11岁的佩松进入贵族学校目白中学读书。不久，24岁的李大钊考入早稻田大学深造。接下来，佩松严格按李大钊的安排，每个周末下午到李大钊处，由李请人为汤补习英语，然后汤向李汇报每周在校的学习情况。只是佩松母亲于1915年去世，次年李大钊也归国，佩松因此于1917年回国，考入清华学校就读。据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植物生理学家的汤佩松回忆：“我小时候（留日）是李大钊照料的。我很佩服李大钊，但他很内向，从不摇旗呐喊，他做人修养很棒。……我那时11岁，父亲叫我母亲、姐姐都去，把我托付给李大钊，李大钊是他的得意门生。”
1916年5月中旬，范熙壬、孙洪伊、汤化龙让李大钊提前回国，迎接反袁斗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回国后，李大钊应汤化龙之邀，创办了《晨钟报》并任总编辑。他那篇著名的社论《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实际是该报的发刊词。不久，因李大钊与梁（启超）、汤改良派的理念相左，遂辞职与几位友人另办报纸《宪法公言》。《宪法公言》停刊后，他又应《甲寅》日刊主编章士钊之请，做编辑工作。1917年11月，李大钊结束了流亡生活，返回北京。次年1月，经章士钊举荐，29岁的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随后，他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这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在坚持议会斗争中屡遭挫折的范熙壬影响很大。后来，在李大钊的介绍下，范熙壬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国共第一次合作时，他们又一起在孙中山身边工作。
联文同祭孙中山
1924年10月22日，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当即将贿选总统曹锟囚禁于中南海延庆楼，继而控制北京局势。
在召开军政会议的25日，冯玉祥发出通电，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并提出召开由各实力派参加的国民会议，产生正式政府。
此时的范熙壬非常兴奋，经他与李大钊等人士的积极奔走呼号，终于促成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与孙中山形成“反直三角同盟”。
曹锟的倒台，也让范熙壬等拒贿国会议员看到了一丝法统重光的希望，但他们又不愿与曾经充当曹锟御用工具的贿选议员为伍。于是范熙壬与居住天津的40余名拒贿议员，响应上海的拒贿议员褚辅成、田桐等30余人的倡议，于11月10日在津设立“反对贿选议员办事处”，并电邀在沪拒贿议员北上。
此时的段祺瑞与张作霖也故作姿态，于11月1日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因李大钊与范熙壬等人士力举孙中山北上，孙遂于4日接受邀请，10日发表了《时局宣言》（即《北上宣言》）。
为欢迎孙中山北上，会议推举范熙壬为临时主席，参与系列活动。
此时的孙中山，不顾海风凛冽，日夜兼程，于12月4日抵达天津，抱病接见各界人士。范熙壬等代表国会在天津欢迎中山先生时，拟“于欢迎之便详达组织非常会议之意”，争取孙中山的支持。但因孙中山身体的原因，“未能切实接洽”，故请范熙壬、彭养光、王用宾、张继等议员留津，“就近与中山协商”。这时，李大钊与范熙壬等致力于筹备召开国民大会。报界在刊发孙中山与范熙壬等各界名流在天津张园的大幅照片时称，这象征着国（国民党）、共（共产党）、群（议员）三方的真诚合作。
12月31日，孙中山抵京，其后便沉疴不起。1925年1月26日下午，他病情加重，不得不住进协和医院治疗。经专家会诊，决定于晚9点动手术。打开腹腔后，方知已到肝癌晚期。由于孙中山不能正常工作，范熙壬与李大钊一直四处奔波，日夜起草文件。在李大钊的主持下，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京隆重开幕。孙中山听到这一消息，精神为之一振，他激动地对宋庆龄说：“我真感谢守常（即李大钊）呵！这标志着民众已唾弃了善后会议，开始了自行召集国民会议，以奠国基的斗争。”
3月12日，弥留之际的孙中山，虽然早上醒来，但已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然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断断续续地发出内心的呐喊：“和平，……奋斗，……救中国”。9点30分，孙中山溘然长逝。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立即组成治丧处，由李大钊担任秘书股中文主稿。他们根据先生“我一生仰慕列宁，我希望死后能像列宁一样的殡殓”的遗愿，在当天将遗体送协和医院做防腐手术，并通电全国党员戴黑纱，停止娱乐宴会7日。顿时，海内外的华人纷纷集会，悼念这位世纪伟人。
3月14日，范熙壬主持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特别会议，决定为孙中山举行国葬，下半旗致哀，并要求财政部拨出治丧费10万元。
在3月26日的公祭大会上，李大钊怀着悲痛的心情参与组织了追悼会，并送了一幅长长的挽联：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凌，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黯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这一天，当年一起留日的范熙壬、范熙申、范熙绩昆仲3人分别代表国会、海军、陆军一同出席公祭仪式，范熙壬还以悲痛万分的心情代表国会议员起草祭文《祭前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文》。祭文这样写道：
维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国会非常会议议员孙光庭等279人，谨荐酒醴庶羞，昭告于前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之灵。辞曰：
昆仑东趋，脉维三分，南极大庾，赤县畇畇。瀛海外环，苞奇孕秀，挺生我公。邦家重构。……会创兴中，馆辟大同，神州舆诵，靡然响风。……辛亥仲秋，武昌建国，云集响应，民怒尽赫。公曰归哉，时不再来，定都金陵，宝历遂开。功成弗居，法尧禅舜，中国一人，抵华盛顿。……
营救李大钊始末
树欲静而风不止。1926年春，白色恐怖又笼罩京畿。
3月12日，冯玉祥率国民革命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军军舰进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革命军，造成守军死伤10余名。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
3月16日，日军竟以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为由，与英、美、法、意、荷、比、西等8国公使，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无理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胁北洋政府。
连日来，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人在北京开会，俄文法政学院校长徐谦，以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钊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决定：组织各学校和群众团体在天安门集会声讨侵略者。
3月18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市委，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与80多所学校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广场北面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悬挂着孙中山遗像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台前横幅上写着“北京各界坚决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
李大钊、徐谦、赵世炎、陈乔年等北方区委主要领导参加了大会，大会决议：“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大会结束后，李大钊率领队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他们从天安门出发，来到段祺瑞执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门前广场请愿。段祺瑞即令执政府内的预伏军警以武力驱散游行队伍，结果造成当场死亡47人、伤200余人的惨剧。死难者中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杨德群。李大钊和陈乔年也负了伤。
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表示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同时执政府用嫁祸卸责的手法，反诬徐谦等人假借“共产学说”谋乱，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煜瀛、顾兆雄、易培基5人。张作霖则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俄文法政学院及报馆等，大肆查禁进步书刊，搜捕进步人士。
3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雪最后通牒之耻”。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鲁迅题写挽联：“死了倒也罢了，活着又怎么做。”后又就此惨案连续写了7篇檄文。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则唱遍京城。
此时的范熙壬，一方面与一批社会贤达发表通电，谴责北洋军阀的野蛮行径，另一方面与同仁积极斡旋集会，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倡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迫使段祺瑞颁布对死难者家属“抚恤令”，国务院“阁员总辞职”。
基于北洋军阀制造的白色恐怖，同时为了保存革命实力，3月底，李大钊带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迁入相对安全的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兵营内，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斗争。因为《辛丑条约》明文规定，中国军警不得随意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更不准携带武器入内。
4月9日，冯玉祥部将鹿钟麟发动兵变。4月20日，段祺瑞通电下野。继而，直系军阀吴佩孚转而与奉系勾结，联合反击国民军，国民军被迫全军退守南口一带。
此时控制北京的奉系军阀，把镇压共产党作为首要任务，到处张贴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
再说李大钊自从迁入东交民巷后，奉系军阀张作霖为破坏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首先是派遣特务伪装人力车夫，天天在兵营门口窥视，对从兵营出来的人跟踪盯梢，直至逮捕拷问。李大钊的交通员阎振山和到市内买菜的工友张全印，就是这样被捕的。
接着，他们为了弄清兵营内部的详情，利用兵营内招用工友之机，派遣了4名暗探打入兵营。这4名暗探“在旧俄兵营的3个月里，将李大钊及其北方局的活动，俱已调查明晰，并且绘图报告上峰”，导致曾在李大钊身边工作的李渤海因散发传单被捕。由于李渤海的变节，“将李大钊隐匿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共党分子名单供出”，“并引导警察厅人员携带消防队设法将李等捕获”。
1927年初春，有人向李大钊家推荐了一名勤杂工，李大钊发现此人经常鬼头鬼脑地东张西望，第二天就把他打发走了。原来此人就是当局派来的暗探。敌人知道李大钊的确切地址后，加紧了反革命的部署。局势越来越严峻，李大钊也做了充分准备，他托人买了两支手枪，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并烧毁了一些绝密文件。
而此时的张作霖，在将奉军改称“安国军”之后，又派人买通时任公使团团长的荷兰公使欧登科，并与英、法等国公使交涉，得到签订《辛丑条约》8国公使的默许，安国军可进入东交民巷搜捕。据4月7日北平《晨报》报道：“搜查苏联使馆已获荷兰公使等谅解。”
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安国军和京师警察厅的300多名军警、宪兵、侦探，全副武装，身佩红线作为标记，于4月6日上午11点30分进入东交民巷，其头目则在荷兰使馆内坐镇指挥。他们首先把住各个路口，随后进入苏联大使馆及旧俄兵营内进行搜捕。
李大钊夫妇及子女均被抓走，同时被捕的还有数十人，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左派人士。时称“李大钊案”为“党案”。
既然定为“党案”，就应履行司法程序。为此，范熙壬与好友章士钊、杨度等连日外出奔走，设法营救李大钊。北京国立、私立25所大学校长也紧急集会讨论营救李大钊，并希望将此案移交法院办理。强大的舆论压力和社会各界的大力营救，使得张作霖害怕举行公开审判。
为了搜集李大钊策划“暴动”的证据，这年4月中旬，张作霖特地把“俄国通”张国忱召来整理“党案”文件。张国忱到北京后，先成立起“搜查苏联阴谋文件编译会”，并将其分为两个组，每组各5人，张任第一组组长。两组人员日夜加班翻译，但没能发现有组织暴动的计划和苏联准备出兵的重要材料。张作霖大失所望。
于是，他们就对李大钊进行严刑逼供。尽管敌人把竹签扎进李大钊的指甲缝里，最后剥去了双手的指甲，但他始终横眉冷对、坚贞不屈。连当时敌人的报纸也不得不说，李大钊受审时“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承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关防甚严”。张作霖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特派其亲信、奉军参谋长杨宇霆，企图以同乡身份用高官厚禄收买李大钊，同样遭到了李大钊的严辞痛斥。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这样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范熙壬得知这一消息后，连续两次探访杨宇霆未果，便于1927年4月9日夜给杨宇霆写了一封信——《致杨邻葛督军书》，情理交融地劝其“消弭内争，协力对外”，不要重蹈张耳与陈余“同胞相残”的覆辙。
张学良、杨宇霆看了范熙壬的信后，均请求张作霖赦免李大钊。在范熙壬等社会贤达的斡旋下，北洋政府也曾派梁士诒、杨度、罗文干面见张作霖，主张将东交民巷事件中所逮捕的人“移交法庭”处理。
当时奉系军阀内部也有人认为：“所逮捕者悉为文人，并非军人。虽密谋赤化，虽属颠覆国体行为，唯文人与军人究不能相提并论，……不可高压而迫其走险。”面对多方压力，张作霖也曾一度动摇。
哪知，就在此时，奉系头目张宗昌从山东前线拍来一封电报，谓李大钊是北方革命领袖“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久危险”。张作霖遂决心下达处死令。为掩人耳目，便只走了一下“会审”的过场，即由安国军司令部、京畿卫戍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庭和京师警察厅联合组成“会审”。“会审”自4月28日上午11点开始，不到70分钟，就宣判将李大钊等20人处以死刑。
下午1点，李大钊等人被分押6辆囚车，由荷枪实弹的士兵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里一个绞刑架下。李大钊身着棉袍，镇定自若地在敌人的镜头前留了最后的一张照片，第一个登上了绞刑架，从容就义。
与此同时，经张国忱日夜加班翻译，公布在苏联驻华使馆搜出中共党内文件。其中4月24日刊载于北京《益世报》之《官方续布党案文件目录》透露了“介绍范熙壬C?P（中共之英文缩写）函一件”及“范熙壬加入共产党”等消息。幸而在各报公布之前，范熙壬得到时任驻日公使的老友汪荣宝密报，方离京避难。
范熙壬晚年归隐故里湖北时，将包括书信《致杨邻葛督军书》、诗文与文物善本等，打包装箱寄存在汉上德商协平洋行和好友家中。岂料，不少文物被战火所毁，而《致杨邻葛督军书》却奇迹般地保存下来。1949年初，其子范延中将其辗转带到台湾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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