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艳
2016年08月05日08:08 来源：中央文献研究室网站
一、献身主义
1927年4月28日上午10时，北洋政府安国军总司令部军法处、京畿卫戍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厅、京师警察厅四机关组成的军事法庭，在经过4月25日、26日两次预审后开庭，进一步核实了李大钊等被捕党人的姓名、年龄、籍贯、出身及入党年月、服务工作等，当庭宣判，以“意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实犯刑律之内乱罪及陆军刑事条例之叛乱罪”判处李大钊等20人死刑，宣判后立即执行。李大钊等被押解至司法部街后身刑场。下午二时，宪兵营长高继武监刑，执行绞刑。李大钊首登绞刑台。当时在北京任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的何隽曾亲历现场，据他回忆，在受刑之前，指挥行刑官曾询问过李大钊对家属如何处分？李大钊说道：“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分也，何函为？”没有为家属留下任何遗言。行刑之时，“经行刑人拥登绞台左绞绳下铁盖上，其另一受刑人则拥登右绞绳下铁盖上，均面南左右并肩立，一位行刑人反接两手，缠缚全身，并折结环，神色自若不变。最后，李大钊高呼‘为主义而牺牲’者再，毅然延颈就环”。（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委员会编《革命人物》1985年第1期。）
李大钊等牺牲后被警方装殓在薄棺之中，寄厝宣武门外北头路西土地庙下斜街长椿寺内，派警察看守。当晚，也遭囚禁的他的夫人赵纫兰和女儿李星华、李炎华获释，回到灰厂豁子内朝阳里四号家中。
同日，安国军总司令部将判决结果刊登在《警察公报》《顺天时报》等报刊上。1927年5月11日的京师警察厅公函（十六年字第一四六号），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判决情况，特录如下：
安国军总司令部令：开案查前据该厅在东交民巷俄使馆附属房屋内破获共产党犯李大钊等三十名，检同证据送请讯办等情。当经本部组织临时军法会审，一再研讯，并检查证据证明李大钊等确系共产党犯，意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实犯刑律之内乱罪及陆军刑事条例之叛乱罪，业于四月二十八日依法判决宣示：李大钊、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吴平地、方伯务等二十名均处死刑；舒启昌等四名各处一等有期徒刑十二年；李云贵、韩子明、吕玉如、张之旺、赵玉发、张全印等六名各处四等有期徒刑二年。
除李大钊等业已执行外，合行令仰该厅遵照将舒启昌等十名转送监狱执行。具报此令，等因奉此相应将舒启昌等十名函送贵厅查收，转交监狱执行实纫公谊。
李大钊牺牲后，家中生活惨状引起各报纸的普遍关注。《晨报》《京报》《东方时报》等纷纷报道，就连日本人主办的充斥着侵略色彩的《顺天时报》都撰文说，“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极为萧条”，李宅室中“空无家俱，即有亦甚破烂”。北京档案馆的祝力军在查阅京师警察厅档案时，整理了李大钊妻女被捕后的史料，撰写了《先烈遭残害眷属受株连》一文，累述了警察厅严密监视之下赵纫兰母子的生活情况：直至第二天早晨看到报纸时，她们才知道自己的亲人已被施了绞刑。这恶耗犹如睛天霹雳，使李大钊夫人“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对于手无缚鸡之力的孤儿寡母，反动当局并没有善罢甘休，仍继续派人进行监视。李大钊妻小因经常受到流氓、打手的滋扰，只好阖家迁移到李青峰（据李权兴、李继华二人考证，李青峰为李采岩（采言）。1908年、1910年的两份《北洋法政学校同学录》载，李青峰，直隶冀州人，号采岩。李大钊和李青峰都就读于预科英文甲班（后称1班）。李青峰长李大钊两岁，后任内务部警政司佥事。）的宅中居住。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在放出李大钊妻女时，即命令中一区警察署：“查李大钊遗族既在京养病，应由该管区署妥为保护为要。合行令仰遵照”。此令名曰“保护”，实则派暗探跟踪盯梢。侦缉处处长吴郁文秉承主子的旨意，屡次报告李大钊遗眷的行动。如五月二十日，吴郁文报告：“寄居南池子葡萄园十号李青峰家内已故李大钊之妻女，于本月十一日下午七时余，经李青峰用汽车一辆，将大钊之妻李赵氏及其女兴[星]华、艳[炎]华并李赵氏之胞弟赵小山等，送往东车站，乘京奉通车出京。”（《北京档案史料》1989年第3期。）
据此，赵纫兰从4月28日李大钊遇害，至5月中旬幸得李大钊生前好友的大力相助，才能暂避风险，携子女离京，回乡度日。
二、移棺浙寺
李大钊被杀害的消息传出之后，友人纷纷前往探望家属。梁漱溟在回忆文章中曾有专门讲述，很能说明北大同仁及李大钊生前友好奔走相助的情形：“当我闻悉守常被害，立即从西郊赶入城内，一面看望其家属情况，一面看视他的装殓的情况。……我望见守常夫人卧床哀泣不起。我随即留下十元钱，退出来，改往下斜街长椿寺——据闻守常遗体停柩在此。……只见棺材菲薄不堪，即从寺内通电话于章宅吴弱男（吴弱男，章士钊夫人。1914年，李大钊与章士钊在日本相识，1917年底在章士钊推荐下，李大钊入北京大学，后接替章士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两家交好，常有来往。）夫人。……弱男夫人来到时，各方面人士亦陆续而来，共议改行装殓之事。”（《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8—89页。）
当此之时，李大钊同乡好友白眉初、李采言、李凌斗等人也分别到李大钊家中看望赵纫兰并到长椿寺准备领出李大钊棺木。大家在征求了赵纫兰的意见后，决定为李大钊换棺，并募捐办理后事。李凌斗找到德昌杠房的掌柜伊寿山，讲明要购买棺材重新装殓李大钊遗体。伊寿山推荐了一口标价260块大洋的柏木棺材，因为价格太高，李凌斗说明情况，请求伊寿山降价。伊寿山“生平不识李先生，并绝对反对共产主义，因连日看报，对于其个人人格确有相当钦佩，只索银一百四十元，此亦北京城破天荒之举动也”（《顺天时报》1927年5月2日。）。李凌斗走后，伊寿山又请师傅用了20多斤松香和桐油熬在一起，十几斤黑生大漆，里里外外给棺木上了五道漆。正是因为经过这样精心的打造，1983年党中央将李大钊的棺柩移至李大钊烈士陵园时，棺木出土完好，李大钊的遗骸得到较好的保护。
5月1日上午，伊寿山带领16名工人扛着棺材到达宣武门外长椿寺，重新装殓李大钊遗体。杠房用药水洗擦遗体，穿上九层寿衣，头戴帽子，脚穿鞋，安置妥帖，转入新棺，又用漆封上口。在场诸人，无不含泪悲愤，李星华、李炎华更是大声哭喊着爸爸，扶父亲入新棺，再三祭拜。11时左右，又由24人抬着李大钊的新棺到妙光阁街浙寺，暂厝浙寺南院，安放祭拜。寺主人因李大钊为政府绞刑不愿收留，经多方疏通，才允许暂时停放，租费为每月四元，先预付三月费用12元。可没想到的是，由于政府迫害，加上时局变幻，这一放就是六年。就连帮忙入殓的伊寿山也被警察逮捕，后经保释才得出狱。
李大钊生前好友及学界同仁也陆续祭奠，并到家中看望赵纫兰，留下钱物以示馈赠及赙仪。北京、天津及上海等各地李大钊生前好友在得知李大钊牺牲的消息后纷纷捐款。时在杭州的章廷谦曾经回忆：“就在这一年的五月中，我收到北平的朋友寄来为募集李大钊家属瞻养费的捐册。发起募捐就我现在记得的人是：余文灿、白眉初、章士钊、吴弱男、马裕藻、陶玄诸位……我于是只好先向在杭州的北大同仁蔡孑民、蒋梦麟、马夷初、许昂若几位‘党政’首要中去捐募，不成问题，都慷慨认捐了——还记得马夷初在捐册上所写的并不如普通捐册上写的那样：‘某某捐××元。’他写的是：‘马叙伦敬赙××元。’他那时是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然后，我就坦然地再向张仁杰、邵元冲、蒋伯诚……几位去捐，结果成绩很好。”（《回忆李大钊》，第112页。）章廷谦将所募得款项按照捐启中所指定的收款人寄到了北京。
1927年5月20日，在李采言的护送之下，赵纫兰带着幼小的孩子回到了大黑坨李大钊老家。1928年，李乐光（李乐光，即李兆瑞，李秀峰之子，曾跟随李大钊在北京读中学，并参加五四运动，1926年入清华大学读书，1931年参加革命，1932年入党，1933年以李大钊亲属名义参与公葬活动。）寒假回乡，专程到大黑坨村看望赵纫兰及李星华姐妹兄弟，详细了解了他们回乡后的生活情况。在李乐光临走之时，赵纫兰嘱托李乐光回京后到北京大学周作人等处，托他与周作人等先生商议李星华、李炎华等姐弟学业、以后生活等有关事宜。不久后，赵纫兰又请弟弟赵晓峰代笔修书一封给周作人，再次恳请周作人帮忙筹划，解决李星华、李炎华等姐弟的读书问题，以求完成学业，不负先烈。周作人接信后，即和北大同仁商议，可惜在反动政府的恐怖统治之下，各教授虽多次讨论商议，终无能为力，直到1931年夏，才通过多方安排，接李星华和李炎华姐妹俩回北京复学，分别入孔德学校初中部和小学部读书。李星华入孔德学校后半工半读，周作人给她安排了为学校刻法文讲义的工作来补贴生活。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李大钊长子李葆华的情况。1927年4月6日这一天正好是清明节，也是当时的植树节，李葆华随同周作人等一起出城植树，并于当晚住在城外沈士远教授家里。4月7日，李大钊被捕的消息传来以后，沈尹默立即打电话给大哥沈士远请他保护好李葆华。但因为海淀侦缉队就在沈家附近，不便久留，于是又请周作人借去燕京大学上课的机会，将李葆华带回城里。4月28日，即在李大钊遇害当天，周作人将李葆华接到八道湾家中，隐藏在后宅小屋内，直至7月，在沈尹默等人的联系之下李葆华赴日本留学。当时，李葆华还不满十八岁，但是他的沉稳与镇静却如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兵，周作人等人深为折服。周作人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这天是四月二十九日，又是吃了一惊。守常已于前一日执行了死刑，报上大书特书，而且他和路友于、张挹兰几个人照相，就登载在报上第一面。如何告诉他儿子知道呢？过一会儿他总是要过来看报的，这又使得我没有办法，便叫电话去请教尹默，他回答说就来，因为我们朋友里还是他会得想办法。尹默来了之后，大家商量一番，让他说话，先来安慰几句，如说令尊为主义而牺牲，本是预先有觉悟的。及至说了，乃等于没有说，因为他的镇定有觉悟，远在说话人之上，听了之后又仔细看报，默然退去。”（《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45—446页。）
当时，沈尹默为李葆华办理了孔德学校的毕业文凭，离开北京到天津，从天津乘船到日本，进入位于东京神田区中猿乐町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日文。1928年1月，李葆华考取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在日本的一切花销全部是自费，临行前周作人、沈尹默等人支援的生活费已全部用完，李葆华的生活处于极度的困窘之中。1928年8月初，李葆华回国，暂住周作人家中，又于月底回日本。1929年，沈尹默担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费尽周折，把李葆华由自费改为公费，才使得他的生活和学业都得到了保障。1931年，李葆华在日本东京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任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书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十七省留日学生代表集会，决议全体回国参加抗日斗争。1931年11月，李葆华由日本长崎登轮回国。从此后，继承父业，开始了革命生涯。
三、公祭公葬
1933年，日本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步伐。1月3日，日本关东军攻占山海关，并迅速向长城以内推进。很快，滦县失陷，李大钊的家乡乐亭被日伪占据。3月，李星华回家乡接病重的母亲来京避难。而这时，李大钊的灵柩已在浙寺停放了整整六年。为了让逝者入土为安，赵纫兰带李星华姐妹又一次找到了周作人、沈尹默、蒋梦麟、胡适等北大同仁，恳求帮助，时任校长的蒋梦麟慨然允诺。
4月10日，由北大校长蒋梦麟领衔，北大同仁王烈、何基鸿、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胡适、马裕藻、马衡、傅斯年、樊际昌、刘复、钱玄同13人联合发起，共担公葬重任，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发起捐款。13位发起人向社会广泛地发起了捐款活动，北京大学师生及外地故友纷纷捐款。如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等捐款20元，沈兼士、李四光、郑奠等各捐10元，梁漱溟50元，与李大钊有着师友关系的陶玄捐款100元，外地好友鲁迅、胡小石捐款50元。国民党一些要人也出钱捐助。这些善款由北大会计科代收，据一本保存至今的《捐助李守常先生营葬费收据》显示，捐款名录94人，共募得赙金2377元。捐赠收据是否仅此一本尚不得考，有些捐助人也很可能直接捐助赵纫兰，而未交付北京大学会计科。如周作人除在4月25日北京大学发薪时代扣捐款20元外，还在22日下午往下斜街浙寺凭吊时送奠仪10元。
（二）协商购买李大钊及夫人墓地。李大钊纪念馆展出的一张万安公墓户账表第97号，即是当时为李大钊的认墓穴书，该表“认穴人”一栏填写“李大钊守常宅”，认购区域为“特字区仁字组第十号至十一号，共计二穴”，说明一栏填写“蒋梦麟君代办”，摘要一栏填写“李夫人墓，李大钊墓”，时间为“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即1933年4月13日。在交费记录一栏里显示着购置墓穴时的交费情况，除4月13日当日的交费情况外，紧挨一栏即是5月28日的交费登记，注明“章矛尘交来”。章矛尘即章廷谦，北京大学校长室秘书。5月28日交款是为安葬李夫人而为。另一栏民国二十三年六月六日刻字收费，是为李大钊墓和李夫人墓刻碑的记录，也是经章廷谦之手。到万安公墓购置墓地时，公墓经营者、曾任过北洋政府交通部司长的浙江人蒋彬侯，因为害怕受连累，一度拒绝接纳李大钊入葬。4月13日，蒋梦麟亲自出面方才勉强办妥。蒋彬侯非常小心谨慎，所以在说明一栏里，特别注明由蒋梦麟代办。
（三）撰写碑文。为李大钊立碑，这是13位发起人的心愿，大家推请语言学家刘半农撰写碑文。4月15日，刘半农拟出了《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李君墓碑》碑文，全文如下：
君讳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县人。早岁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习政治经济之学。既卒业，东游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所诣益精。归国后，作为文章，布之《甲寅》、《新青年》诸报，理致谨严，思度闳远，见者称道。以民国七年一月主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事。九年九月，改任政治、史学两系教授，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等校教员。君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是以从游日众，名满域中。会张作霖自称大元帅于北京，政出武夫，儒冠可溺，遂逮君及同游六十余众，而令何丰林按其狱，君与路友于、张伯华、邓文辉等二十人遂同罹于难。风凄雨横，摧此英贤，呜呼伤哉！君生于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六日，死于民国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春秋三十有九。夫人赵氏纫兰。子三：震华（文中子三之后的“震华”，为故意写成，代李葆华之名，为保护之意。）、光华、欣华。女二：星华、炎华。越六年，其友王烈、何基鸿、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胡适、马裕藻、马衡、傅斯年、蒋梦麟、樊际昌，刘复、钱玄同等创议募资为营窀穸，遂于民国二十二年〇月〇日葬君于北平西山万安公墓，载临斯穴，挥涕悽怆，惟神魄之得所，迪吾民于恺康。
可惜，因为反动当局的破坏，这块饱含着北大同仁深情的墓碑并没有能立在李大钊墓前。
（四）大规模公祭公葬。李大钊的牺牲，大革命的失败，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对北平（1928年6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的黑暗统治，流氓打手的特务活动，使北方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时值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入侵东北、华北，北平广大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斗争，也遭到残酷镇压，抗日进步人士、共产党人被大肆搜杀，北平全城笼罩在法西斯恐怖之中。加之共产党“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指导，在多次示威运动中暴露了力量，大批党员被捕，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之中。
北方党组织在得知李大钊公葬的消息后，想通过这次出殡，搞一次群众性的悼念活动，以揭露反动派残杀共产党的暴行，祭奠烈士，伸张革命正义。
为了广泛地发起群众和照顾家属的安全，“事先以死者家属的名义，在报纸上发一个讣告，把出殡的时间，地点等公布出去。这样既可组织群众参加悼念活动，壮大游行队伍；如果发生意外，又可以推说，群众是看了讣告后才来的，而不暴露我们家里与党组织的联系，使家庭遭受新的迫害”（徐兴信、李权兴主编《回忆父亲李大钊》，1999年内部版，第181页。）。
1933年4月22日，在妙光阁浙寺内举行公祭。“祭堂设于浙寺昆卢殿前，陈设甚为简单。中悬李氏遗像，像前陈列祭品。席间则悬有黄少谷、李书华、沈尹默、李蒸、白眉初等所赠花圈、挽联及祭幢等。北大公祭李大钊先生同学会，及文艺前线社及易培基、李书华、周作人等教育界闻人等皆前往致祭。”（《京报》1933年4月23日。）李书华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易培基任农矿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黄少谷是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委，他们公开出面，既是对李大钊的缅怀，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公祭现场的安全。李星华姐弟四人环立在祭堂一侧，向祭者答礼拜谢。赵纫兰因为连日来悲伤过度病情加重，倒卧在灵堂侧，坚持参加公祭。据《北平晨报》报道：“昆卢殿上供李之遗像，教育界，及各文化团体，所赠之花圈挽联颇多。计有北平文化总联盟，革命互济会，文学杂志社，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北平社会科学作家联盟等等。更有日人名山田太郎者，送日文诔文，兹译之如下：‘亲爱的我等无产阶级的导师，同志李大钊，同志尸体，虽埋藏于地下，但同志奋斗之余波，业经昂扬，同志既流之血，已成我辈之力！同志哟！瞑目静眠罢！我辈誓作殊死战，切断枷锁！获取自由！’更有一朝鲜人以韩文制幛一付，亦为可纪之一事。”（《北平晨报》1933年4月24日。）
4月23日上午八时，蒋梦麟、马裕藻等北大同仁及教育界人士，各大中学青年学生，工人及军人700多人，陆续赶到李大钊灵前致祭，参加出殡仪式。据报载：
九时半启灵，送葬者有教育界及男女学生约七百余人，起灵时全体肃立，唱国际歌，继即静默誌哀悼。殡仪最前列为旗伞执事，次为影亭，中供李大钊遗像，后即棺罩。由李之子女在前执幡，送葬者均在棺后。亲执换联二十余付，最前一联，下款为“北平青年恭送李大钊安葬”，横联为“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左右联为：“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其余各联，均系平市教育界名人及各文化团体所送，中有妇女联合抗日救国会一联，文为“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那用我辈哭先烈？”（南陈当指陈独秀）此外清华大学史学教授张崧年所送布幛一付，仅在上款书“守常先生不死”，下书“张崧年”幛中无字。（《北平晨报》1933年4月24日。）
送葬队伍由浙寺出发，一路之上，人们高喊着口号，散发着传单，不断地有人加入，送葬的队伍越来越大，声势也越来越高，最终发展成为一场示威游行。这引起了军警的禁止和破坏，将到西四牌楼时，国民党宪兵出动，堵住路口，不许就地举行公祭。送殡群众提出抗议，引起激烈冲突，宪兵开枪抓捕，青年受伤，送葬队伍被冲散。后经一番努力，找回杠夫，李星华姐弟及亲友收拾起被冲散踩碎在地下的花圈、挽联和鲜花等，护送灵柩起程，直到黄昏时分才到达墓地，由北大同仁扶灵下葬。
因为当时的残酷环境，中共北方党组织没有公开出面组织这场活动，而是以河北省革命互济会（革命互济会，是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的公开群众团体，专做援助被捕同志和抚恤烈士家属的工作。）的名义全程参与，在公祭之时赠送了花圈、挽联，派人秘密保护灵堂，组织工人、群众及军人参加公葬，印刷并散发了《河北革命互济会为公葬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李大钊同志宣言》等传单，组织路祭、演讲活动等，以宣传李大钊先烈的英勇革命精神来激发群众的斗志，点燃革命的热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当局的黑暗统治。中共北方党组织还以北平互济会的名义为李大钊书写了“革命导师李大钊之墓”的墓碑，由一辆骡车送达万安公墓。但迫于当时紧张的政治环境，墓碑没有立在李大钊墓前，而是因循六朝墓志的方法将之同棺椁一起埋入地下，直到1983年为李大钊修建烈士陵园移灵时才出土，得见天日。碑文由赫洵撰写，此碑的设立体现了当时党组织对李大钊历史贡献的充分肯定。碑文如下：
李大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忠实最坚决的信徒，曾于一九二一年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并且实际领导北方工农劳苦群众，为他们本身利益和整个阶级利益而斗争。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爆发了，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竟无耻的投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并且在帝国主义直接指挥之下，于肆月六日大举反共运动，勾结张作霖搜查苏联使馆，拘捕了李大钊同志等八十余人，在肆月二十八日被绞死于京师地方法院看守所，同难者八十余人。这种伟大牺牲的精神，正奠定了中国反帝与土地革命胜利的基础，给无产阶级的战士一个最有力最好的榜样。现在中华苏维埃和红军的巩固与扩大，也正是死难同志们的伟大牺牲的结果。公葬中被内四区警署捕去的青年，在审讯中避重就轻，拒不承认散发传单等情，很机智地进行了自我保护。如有的供词说：“我曾跟李大钊受过业，今日他移灵我去送殡，随队喊叫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先不知姓名金流星、沈继芳、朱治民、王时英、董崇岳、王菱舟、林永光、宋志温、王吉平等在后随行，至西四牌楼大街地方被警查获带署。蒙讯，我等并未散发传单。”（《北京档案史料》1983年第3期。）由供词可以看出，军警的讯问重点在于是否有散发传单，扰乱治安等行为，所以他们统一口径，承认为老师送葬，否认破坏治安，从事革命活动等行为。他们的口供几乎完全一致，由此可见，他们参加公葬活动前是作了充分准备的。中国共产党参与组织的这次公葬活动，是在革命斗争屡屡受挫的情况下举行的，广大青年学生、工人群众冒着生命的危险广泛参与，并以强烈的热情掀起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足以证明李大钊精神、思想及人格对人民的影响。
因为连日的劳累和出殡时的惊吓，赵纫兰病倒在床，在公葬完李大钊一个月之后，“二十七日，入协和医院，于当晚十二时余去世。昨日由其戚友料理身后，即在协和入殓。移柩至后门外嘉兴寺暂厝。定三十日接三，已由李宅分头通知。并定三十一日发引。即就万安公墓李大钊墓侧安葬。”（《京报》1933年5月30日。）
赵纫兰病逝后，北大同仁再一次出面，于1933年5月28日将赵纫兰安葬于万安公墓李大钊的墓侧。1934年6月6日，北大再一次请刘半农书写碑文，为李大钊和夫人立碑。碑的正面正中位置分别刻“李先生墓”“李夫人墓”，从右至左竖行撰写碑文。限于当时的环境，碑文十分简略，仅说明了李大钊及夫人的讳字、籍贯、生卒年月日及立碑子女姓名。
母亲去世后，李星华承担起照顾弟妹的生活重担，后在北大同仁及李大钊生前好友熊希龄、刘静君等人的安排下，姐弟分别入学读书。
赵纫兰生前最关心的李大钊文集，也交由周作人负责，先后联系了上海群众图书公司的曹聚仁和北新书局的李晓峰，后由北新书局出版。鲁迅为其撰写了《题记》。不幸的是，1933年文稿送审时被扣，直到1939年《守常全集》才得以出版。也因为当局限制，出版后只当事人留有几本，即全部被收回。1949年7月，上海解放以后，仍以原版改名为《守常文集》出版发行，并于1950年再版。
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修建李大钊烈士陵园。陵园位于北京万安公墓中央，占地面积2200平方米，座西朝东，是在30年代万安公墓主体建筑的基础上改建的，牌楼式的园门，上悬挂李大钊烈士陵园匾额。对着园门是李大钊汉白玉立式雕像，雕像背后是李大钊烈士及夫人赵纫兰墓地。墓后树有一块花岗岩石碑，正面镌刻着邓小平的题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背面题写的是由中共中央撰写的《李大钊烈士碑文》。1983年10月29日，在李大钊诞辰94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在北京隆重举行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典礼，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大钊家属及各方面人士500多人，参加了落成典礼。开放以来，李大钊烈士陵园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接待国内外、党内外各界人士前来瞻仰。
〔作者刘晓艳，河北省乐亭县李大钊纪念馆副研究馆员，河北乐亭 06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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