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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执着革命二三事

李金明

2016年08月05日08:20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湘潮》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三谏陈独秀

1927年4月,蒋介石集团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27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任弼时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在会上,与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发言,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5月,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许克祥血腥屠杀工农。在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总书记陈独秀一筹莫展地说:“革命现阶段的问题,既不是退却也不是进攻……”他的犹豫不决,思想混乱,使得党中央无法决策。

这期间,以任弼时为首的团中央,旗帜鲜明地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做斗争。任弼时和团中央其他同志一道,起草了《政治意见书》,并决定召开会议讨论。开会前,任弼时去请陈独秀参加。当时,党中央驻武昌,团中央驻汉口一座楼房里。陈独秀带着秘书来到团中央驻地,任弼时在楼下民房里接待陈独秀。陈独秀刚坐定,任弼时就把《意见书》递给了他。陈独秀一边摇着折扇,一边看,脸色越来越难看,因为《意见书》批评了他的退让政策。陈独秀一边看,一边念叨“幼稚”“荒唐”。当看到《意见书》责问他为什么不执行“五大”的路线,搞土地革命时(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期间,向中国共产党发来指示电,要求开展土地革命),陈独秀生气地将《意见书》撕掉,指着任弼时说:“你们晓得什么?我现在还是党中央的总书记,究竟是党领导团还是团领导党?”任弼时看到陈独秀撕了《意见书》,没有气馁,对陈独秀说:“团中央的同志在二楼等着你呢,准备向你陈述意见。”陈独秀看看态度坚决的任弼时,无奈地在任弼时陪同下到了二楼。上楼后,任弼时当着大家的面,将《意见书》重新读了一遍。陈独秀的家长作风立即发作,没有等任弼时念完,就怒气冲冲离开了会场。

6月29日,汉口《民国日报》登载了湖北省总工会的布告:“本会为避免反动派借口武装纠察造谣起见,业于本月二十八日,将纠察队全体解散,所有前领枪弹,并经交存政府……”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会议。会议开始后,任弼时与瞿秋白一起来到会场。虽然上次陈独秀撕毁了《意见书》,但任弼时不后退,再次将《意见书》带到会上,交给了大家。7月3日下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党的活跃分子、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会议宣布了陈独秀准备的11条退却纲领《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案》,这是一个名为妥协退让,实为向汪精卫国民党反动派投降的机会主义纲领。陈独秀发言后,任弼时当即发言,要求宣读共青团的《政治意见书》。陈独秀恼羞成怒地说:“青年(团)根本没有权利提出政治决议案!”任弼时毫不退让,理直气壮地问:“青年团国际的代表可以说一说,青年是否有这种权利?”

陈独秀气得昏了头,语无伦次地说:“青年团国际的代表不应当参与,他在这里是客人,他不应当进行干扰。”此时的陈独秀竟然忘了任弼时是党的五大选出的中央委员。

他的话音一落,会场大哗,很多人发言,批判陈独秀的专制和武断。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进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5人组成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结束了陈独秀在中共中央的领导。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开始了血腥屠杀。8月7日,在汉口三教街41号,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任弼时继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之后,做了系统发言,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党不但无土地革命的决心,并且还有与国民党组织土地委员会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幻想……”他还提出加强斗争的两条建议。会议接受了他的建议,将部分内容写进了决议案中。紧急会议只开了一天,它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不言而喻,任弼时的系统发言,丰富了毛泽东武装斗争的思想,为中国革命探索新的道路作出了贡献。八七会议上,年仅23岁的任弼时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也被选为候补委员。

反对张国焘

1935年9月,蒋介石又调集130个团的兵力,再次发动“围剿”。由于敌人兵力密集,层层封锁,红二、红六军团很难在内线找到战机,为保存实力,任弼时与贺龙率领1.7万红军,由桑植突围,开始长征。1936年1月,任弼时接到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的电令,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任弼时和贺龙率领红二、红六军团突破敌人层层封锁,先后进入四川、云南,一路抢关夺隘,6月,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当时,红二、红六军团的电讯联系通过红四方面军转达,张国焘不时在电文上做手脚,虽然任弼时不知道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但任弼时在中央工作多年,熟悉中共核心领导的工作方法,因此他的决定,基本上符合中央精神。在甘孜,任弼时、贺龙见到了滞留在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刘伯承,老战友见面,格外亲切。他们彻夜长谈,任弼时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了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表示衷心拥护。他还了解了张国焘一年来与党中央闹分裂的情况。任弼时与张国焘曾在白色恐怖下的武汉、上海共事过3年多,了解张国焘的脾气秉性,因此就对张国焘多了一份警惕。两军会师时,应任弼时要求,张国焘派来了工作团,送来了一批书籍、文件。王震拿到手后,自己先看了看,发现文件、材料里有很多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北上是“逃跑”,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退却路线”的言论,还指名道姓地攻击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同志。王震报告了任弼时,任弼时吩咐不准下发。任弼时还叫来甘泗淇,对他说,红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讲过草地的经验,不准讲反对党中央的话。

几天后,张国焘亲自来看任弼时。吃饭期间,张国焘列举了党中央的很多“错误”,对自己领导红四方面军取得的成绩夸夸其谈。晚上,张国焘又以命令的口气,提出调整红二、红六军团的主要领导。任弼时对张国焘反对党中央,瓦解红二、红六军团早有警惕,便一口拒绝了。因为任弼时早在八七会议时,就同张国焘一样是政治局委员,在党内地位很高,张国焘对他也没有办法。后来,张国焘又提出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任弼时问:报告哪个做?有争论怎么办?……又把张国焘顶了回去,避免了党内矛盾的扩大。

7月2日,两军召开庆祝大会,任弼时对着近万红军指战员说:目前形势很好,中央已经到了陕北,根据地有了发展,中央东渡黄河也取得了胜利,现在中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了争取东北军、西北军的问题。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任弼时的鲜明态度,对于促使张国焘北上起了很大作用。此后,任弼时直接向张国焘要了密码本,与党中央进行沟通,进一步明确了党中央的意图。

7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走出草地。10月,中国工农红军3个方面军经过史无前例的长征,在甘肃境内会师。任弼时带领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师,在湘鄂川黔创建根据地,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一年后继续长途远征,跨越9个省,纵横两万多里,历尽艰险。在三军大会师时,红二方面军仍然保持了1.2万人,这与任弼时出色的政治工作才能、军事才能密不可分。

到延安后,任弼时与阔别4年的毛泽东多次长谈,两人共同回顾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深刻分析经验教训,取得了非常一致的看法。任弼时在革命实践中,认可了毛泽东不可替代的领袖地位,为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做了大量工作。

支持毛泽东

1937年秋,任弼时随八路军总部东进抗日前线,在政治方面负总责。1938年2月27日,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从前线回来,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确定任弼时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原来,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后,以“国际路线”代表自居,对中共中央的工作横加指责,反对毛泽东和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战争方针。任弼时在中共核心工作,是党制定抗日方针的参与者。他又在苏联学习过,懂俄语,是赴共产国际的最佳人选。毛泽东和政治局提议,请任弼时去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当时,任弼时身体非常不好,但他强忍病痛,于3月5日乘坐卡车从延安到西安,再乘破旧的运输车到兰州,再换乘飞机赴苏联。光是途中就颠簸了20多天。

4月14日,任弼时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主席团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随后他用俄语做了补充说明。任弼时的发言生动、翔实,具有很大的说服力,说服了大多数委员。任弼时向共产国际强调“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对当时的共产国际表态支持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6月11日,主席团的决议案从政治上肯定和支持了中共中央。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与任弼时、王稼祥谈话后,则从组织上支持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任弼时不辱使命,完成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有力地排除了王明错误路线的严重干扰。

任弼时在共产国际工作整3年,他宣传毛泽东的著作《论持久战》,给《真理报》写文章,介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共产国际更多的支持。1940年3月26日,任弼时与周恩来(半年前去苏联治病)一起回到延安,毛泽东等在延安的领导几乎全部前往机场欢迎,还专门组织了上千群众参加。这是中共中央对任弼时圆满完成任务的褒奖。

回来不久,因为周恩来要离开延安去重庆,中央决定任弼时留在延安参加书记处的工作,协助党中央和毛泽东筹备召开党的七大。参加书记处工作不久,任弼时发现小小的延安城,驻有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军事机关、边区的党政机关三大系统,一时机构重叠、办事交错,无章可循。任弼时便着手建立中共中央办公厅,他兼任办公厅主任,又调来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担任副主任。在任弼时的努力下,三大系统机关工作逐渐条理化。

任弼时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时,正值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号召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任弼时以身作则,并向三五九旅王震旅长要了一部纺车,在工作之余,像村妇一样盘腿而坐,练习纺线。1943年,他参加中央机关在杨家岭举行的军民纺线比赛,获得了第一名。

1945年4月23日,代表120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雄壮的国际歌中,辛勤准备近5年的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幕,并发表了简短的演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分别作了报告。解放区代表踊跃发言。大会选出了包括任弼时在内的44名中央委员。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提议由任弼时担任会议临时主席。会上,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书记处书记,推举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这种领导格局,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这一年,任弼时41岁。他身体患有多种疾病,时常头痛难忍,但一直坚持工作,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重要领导人从陕北转战西柏坡,直到共同见证新中国的建立。

1950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因积劳成疾,溘然长逝,时年46岁。听闻噩耗,毛泽东十分悲痛,到任弼时家中亲视入殓,亲扶灵柩,还挥笔题下“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以表达对战友的悼念之情。

10月28日,中共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由240多人组成的“任弼时同志治丧委员会”。上午9时整,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抬任弼时遗体入棺。10月30日上午9时,首都各界4万余人参加了任弼时的追悼大会。30日、3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中央西北局分别在各自驻地隆重集会,沉痛悼念任弼时。邓小平在西南局追悼会上,难过得久久说不出话。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称赞“任弼时同志是中国人民的最英勇、最坚决、最伟大的战士,30年如一日,没有一天放松过工作”。叶剑英则在追悼会上称赞任弼时是“革命队伍的骆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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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杨文全、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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