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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与杨其昌的革命情谊

文俊

2016年08月10日07:52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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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的贺龙

杨其昌(资料图)

位于重庆市北碚区缙云山上的贺龙旧居。贺龙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时,曾在这里居住和办公

杨其昌,曾任黔军团长、旅长、师长。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2师师长、第11军第26师师长、第43军教导师师长。他与贺龙相识相知,结义盟誓,并肩作战,患难与共。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受贺龙的教导和影响,同情革命,倾向革命,在军阀和国民党内部,为贺龙领导下的红军成长和发展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

相识相知,并肩战斗

杨其昌,号字行,重庆长寿人。1915年,军阀混战,刚满19岁的杨其昌经朋友介绍参加黔军,开始了戎马生涯。1923年,杨其昌在黔军彭汉章师第9旅任旅长,驻南川。贺龙任川军第9混成旅旅长,驻涪陵。那时,两人都只闻其名未见其面。1925年2月,贺龙任建国川军第1师师长,随后进驻秀山。杨其昌则几经周折回到贵州。

1926年1月,贺龙率部驻铜仁,驻防黔东的师长杨其昌奉命探听贺龙部队的虚实。原以为贺龙部队是收编民团的杂牌队伍,装备低劣,军纪差。然而,到了贺龙部队的驻地,看到城内的市民安居乐业,商旅照常贸易往来,部队装备精良且军纪严明,杨其昌才知道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对贺龙顿生敬慕之心。两人相见后,彼此交流了对时局的看法。贺龙说:“总理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救国救民的良谟。国共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了全国的革命力量,国民革命的形势正在日新月异向前发展。北洋军阀投靠帝国主义,反对广州革命政府,分裂祖国,血腥屠杀人民,真是罪恶滔天。不打倒反动军阀,中国就不能统一,人民就不得安宁。”贺龙的话像一阵惊雷,使杨其昌深受震动。后来,杨其昌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这次探访是我思想上的一次大转变,也是我投身北伐的起点。”

1926年5月,黔军从四川境内退入湘黔边境。6月,杨其昌任彭汉章部第2师师长,和贺龙所部同驻湖南沅陵。随后,贺龙部队移驻湖南澧州时,杨其昌部驻津市,两部相距20多公里,彼此交往频繁,友情逐渐加深。7月,贺龙率先通电参加北伐军,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6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率部进驻常德。临行前,贺龙到津市动员杨其昌反戈讨伐吴佩孚。不久,杨其昌接受广州国民革命政府改编,加入北伐军。8月,贺龙调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1师师长,杨其昌任第2师师长,并联合发出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的通电。

北伐前夕,由贺龙的参谋长严仁珊发起,贺龙、杨其昌、严仁珊在湖南沅陵饮酒盟誓,结拜为把兄弟。3人各自交出自己的生辰八字、祖父和父母的姓名、家庭住址,互相交换保存,并对天发誓:“同生死共患难,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按照生辰八字,严仁珊年龄最大,排行大哥;贺龙比杨其昌大3个月,排行二哥;杨其昌排行老三。自此,志同道合的二人,情同手足,在北伐战争中并肩战斗,患难与共。

1926年9月中旬,贺龙和杨其昌分别率领第9军第1师和第2师与北洋军阀作战,于11月初攻克沙市,12月中旬占领宜昌。在战斗中,贺龙和杨其昌相互支援,相互配合,取得了北伐战争中一个个的胜利。

宜昌之战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下令将贺龙所部编为独立第15师,贺龙任师长。1927年1月,部队奉调进驻武汉休整。2月中旬,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对北伐军进行整编,杨其昌任第11军第26师师长,贺龙仍任独立第15师师长。贺龙和杨其昌虽然分开了,但在武汉办事处经常见面。

正当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国共合作遭受挫折。贺龙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险恶用心,决心与之决裂。1927年6月,独立第15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20军,贺龙升任军长。7月,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打出“东征讨蒋”的旗号,命令包括贺龙在内的第20军等部队沿江而下,东征讨伐蒋介石。临行前,杨其昌去武昌给贺龙送行。一见面,贺龙劈头就问:“字行,国共分道扬镳,你打算走哪条路?”杨其昌对急转直下的形势分辨不清,回答说:“身体不大好,暂时只好坐守武汉了。”他没有跟随贺龙。

1927年7月27日,第20军全部集中南昌。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2万余人的革命武装(贺龙领导的第20军兵力占整个起义军的近一半)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起义斗争的历史。贺龙在南昌起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消息传到杨其昌耳中,因未能与贺龙同行,他深感愧疚。

南昌起义后,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调集第4军第10师“追剿”贺龙、叶挺部队。第4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担心杨其昌追随贺龙,便调杨其昌到湖北道山、通城驻防,列暂编师序列。

倾向革命,支持贺龙

1928年,杨其昌因为在黔军时与国民革命军第43军军长李燊是多年的同事,被任命为43军教导师师长,奉调参加第二次北伐。

在韩城镇,参加南昌起义的原贺龙部队副师长秦光远、团长陈让儒潜回湖南被通缉。贺龙将二人介绍至杨其昌处,希望将他们掩护起来。杨其昌把秦光远留在师部任参谋处长,陈让儒在师部任政治部宣传科长。此事后为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司令白崇禧探悉,要杨其昌将秦光远交出,杨其昌拒不认账。在北京,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指着杨其昌的鼻子说:“你师政治部搞些啥子名堂?你要注意是不是共产党搞的,得好好查一查。”第二次北伐结束,白崇禧说杨其昌部成员不纯,有共产党分子混入,要整顿改编。杨其昌得到消息后,把秦光远、陈让儒等先行送回四川。

1929年4月,杨其昌离开部队回到四川。来到重庆后,四川军阀刘湘得知杨其昌同贺龙有联系,便处处为难,使其无法立足。1932年初夏,杨其昌在涪陵明家场组织了1000余人的队伍。时逢他的黔军旧交毛光翔(贵州军阀)驻遵义,毛光翔约杨其昌移驻正安、绥阳一带,并委任杨其昌为第18路军黔北剿匪总指挥。杨其昌到正安后,四川、贵州方面带人、枪来投奔的有很多,他还收编了地方武装1000多人。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队伍扩充到6000多人。

1933年4月,杨其昌同王家烈(贵州军阀)作战,获得大胜。杨部一时声威大震,队伍迅速扩大。此后,杨其昌任第25军第5师师长,调驻沿河。

贺龙得知杨其昌又重拉队伍并驻守川黔边区的消息后,于1933年夏季,写信派人到杨部联系。杨其昌看了贺龙的信,经与来人密谈,约定红三军由咸丰来凤入川,杨部同时由秀山进入酉阳,以便会师,共创酉秀黔彭根据地。随后,杨其昌召集警卫队长向辉旭(中共党员)、团长朱举钦,说明情况,共商起义事宜,迎接贺龙入川。

这时,来投奔杨其昌、朱举钦的黔江“联英会”首领黄凤楼,得知贺龙派人到杨部联络的情况,也暗中写信告知黔江“联英会”,并“约期里应外合,迎接贺龙入川”。不料,黄凤楼的密信被黔江驻军查获,黔江守敌周化成团长得此情报,立即函告第21军独立旅旅长田钟毅。田钟毅闻之大为震惊,一方面电告刘湘,“杨其昌勾结贺龙入川”;一方面电令各县军团严密防范,彻底镇压“联英会”。

田钟毅奉刘湘命令给杨其昌来电,要追查黄凤楼的“密信事件”。此时,恰逢杨其昌部耒志余团反共气焰十分嚣张,妄图对杨其昌下毒手,借此升官发财。在如此险恶的形势面前,杨其昌在向辉旭的帮助下,以耒志余有反叛行动为由,将其全团缴械,并暗中把朱举钦放走,然后电告田钟毅,以“朱举钦畏罪潜逃”为由将此次事件掩饰了过去。

配合工作,舍身奉献

1934年6月,贺龙率部进驻南腰界,杨其昌写信给贺龙,要求投奔红军。贺龙回信说:“字行老弟,实话对你说,在武昌时,我要你跟我一起走,那是形势的需要,但是目前统一战线工作和斗争形势的要求,还需要你留在那边(国民党内)继续帮助和支持我们,这样,你发挥的作用更大些。”贺龙的一番话,杨其昌心领神会,决心留在国民党部队。

红军在川黔边的发展,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贵州军阀王家烈和四川军阀刘湘急速调遣部队,“追剿”红三军。此时,占据川东南和黔西北一带的杨其昌,亦奉命“追剿”。得知贺龙率领的红军要通过自己的防区,杨其昌做了周密部署:一方面,他造势“进剿”舆论,故意虚张声势,应付国民党“剿共”总司令何应钦、王家烈和刘湘的督战;另一方面,他派人将“进剿”的路线及应对办法暗中告知贺龙,并派向辉旭率一个营,带上精良武器,迅速择路接近贺龙部队,待接上联络暗语后,佯败将武器、弹药交给贺龙的部队。

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在酉阳南腰界胜利会师不久,杨其昌奉命继续“追剿”贺龙率领的红军。杨其昌不愿意接受“矮子老鲨”(周燮卿)的指挥,去攻打贺龙部队,于是召集该师、旅、团军官会议,公开数落“矮子老鲨”的不是,激发部队对他的不满情绪。同时,他说贺龙如何厉害,恫吓士官。杨其昌以保存实力为名,要大家在行动中相机行事,让开道路,不得硬拼。

永顺战斗打响之前,杨其昌将部队部署在远离周燮卿部的把总河附近。周燮卿在龙家寨被打得一败涂地的时候,杨其昌命令部队轻装,迅速撤离把总河,返回保靖,给红军部队让开道路,并借机佯败,留下大量的武器和物资。最终,红军顺利地通过杨其昌驻防的川黔边区。这也是贺龙和杨其昌在同一地方对峙驻军4年中,唯一的一次“交战”。

在湘、黔两军联合阻击红军的永顺之战中,周燮卿部几乎全军覆灭。杨其昌部也以损失惨重为由,将部队撤往湘、黔交界的新晃一线。1935年4、5月期间,王家烈辞去贵州省主席和第25军军长职务。随后,黔军全部改编为中央直属的5个师,至此,蒋介石完全控制黔军。

11月,杨其昌部队被缩编为暂编第5旅,由晃县开回黔东南,驻防玉屏、清溪一线拦截红军。部队移驻新区时正值严冬,军队衣饷无着,军官士兵怨声载道。杨其昌借口队伍难维持,以怕出事为名,调回驻玉屏、怀化的蒲世胜团,让出贺龙必经之路,并派人通知刚在石阡上任才几天的县长刘树槐(杨其昌的老部下)设法退出石阡,回避红军。此外,他同时还向贵州省主席吴忠信和驻黔绥靖主任薛岳虚报军情,以利红二、六军团在1936年1月顺利通过杨其昌部驻地。

革命情怀,深情厚谊

1936年2月,杨其昌辞职回川,任重庆行辕少将参议。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其昌开始经营工商,在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鱼洞溪开设黑色火药厂,专供重庆开凿防空隧道之用;在南川开设“三一”纺纱厂,供应军需;同时在老家长寿设立“久源铁厂”冶炼生铁,支援抗战。解放战争时期,杨其昌关闭了经营的3个军需工厂,将资金转移,用作支援人民战争的经费。

1949年9月,杨其昌被逮捕,囚于重庆白公馆。11月27日晚,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大屠杀。杨其昌、罗广斌等19人于次日凌晨1点,在看守杨钦典的协助下,打开牢门逃出白公馆。

新中国成立后,在贺龙的推荐下,杨其昌先后被任命为川东行署委员、工商厅副厅长、工业厅副厅长、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涪陵专员公署副专员等职。每次到成都开会,杨其昌都要到贺龙家去拜访。每次相见,贺龙总是激励杨其昌走革命的光明大道。

“文革”期间,贺龙被诬陷为“土匪”“军阀”“二月兵变的罪魁祸首”。林彪下令“认真审查一下贺龙与杨其昌的关系”。“贺龙专案组”派人到涪陵,把杨其昌关进监狱,隔离审查。监狱中,专案组要杨其昌按他们的指供写材料,让杨其昌承认和贺龙的关系是“土匪关系”。杨其昌怒不可遏,指着这伙人说:“在北伐中我和贺龙是并肩战斗的战友关系,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是受贺龙教育,由不自觉到自觉反蒋的一个民革成员,我们不是土匪关系,是朋友,是肝胆相照的同志关系。我没有什么可写的。”

1969年6月,贺龙被迫害致死。粉碎“四人帮”后,贺龙得以平反昭雪,杨其昌也随之重见天日。1984年7月,杨其昌病逝。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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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杨文全、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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