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勤瑶
2016年08月12日07:40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救亡”与“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笔者通过考察中国近现代历史尤其是中共抗战史发现，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背景下开展的中国式启蒙，从一开始就带着救亡的烙印，是以实现政治进步、国家富强为前提的文化启蒙。在国家危亡的时代背景下，启蒙的重心也由五四时期寻求国富民安下的个人解放，转变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五四时期以知识分子为主导开启的思想文化启蒙，在抗战环境下并没有被救亡所压倒，而是走向了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思想启蒙与爱国救亡活动有机结合的现代化道路。这一道路的选择无疑打破了五四时期思想启蒙局限于知识分子的困局，启蒙导向了迫切期望脱离战争和贫困的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了启蒙以唤起民众的本质要求。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的思想启蒙之路，正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不竭动力，是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凸显的精神需求。作为革命根据地的缩影，晋察冀边区以《晋察冀日报》社论为新民主主义文化传播及群众启蒙的主要载体之一，为实现以新民主主义文化为内核的抗战文化启蒙、以劳动人民主体地位为内核的群众文化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此，本文拟以《晋察冀日报》社论为考察对象，探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的文化启蒙，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救亡与启蒙有机结合所取得的显著成效。
一、“全党办报”：中国共产党文化启蒙的重要媒介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建伊始，边区党委就十分重视党报的宣传和组织作用，并于1937年12月11日创办了《抗敌报》，后改为《晋察冀日报》。作为边区机关报、抗战新文化的播种者，《晋察冀日报》担负着宣传和组织敌后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重任，在中共领导下，以其鲜明的战斗性，将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等传播到群众中去，成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纽带。在宣传抗战政策和形势的同时，《晋察冀日报》也积极报道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情况，启发群众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的决心，培育群众参与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的热情和责任心，使根据地的人民意识到自身主人翁的地位，更坚定胜利信心。“《晋察冀日报》从创刊至1948年6月14日因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报纸终刊，历时十年半，共出2845期，撰写的社论、评论近千篇。”（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编《晋察冀日报社论选（1937—1948）》，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前言第2页。）在全民族抗战的时代背景下，《晋察冀日报》社论紧紧围绕抗日救亡这一中心话题，及时反映抗日战争的发展和晋察冀边区的实际斗争。“他是我们共产党在边区文化上的党军，是抗日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的武器与思想卫士；他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和准备着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艰巨工作；他已成为边区人民的喉舌和思想武器，他自己就是一种在晋察冀具有根深蒂固的基础的抗日力量。”（《晋察冀日报社论选（1937—1948）》，第143页。）
“新闻出版是反对奴化思想和民族失败主义，巩固和建设根据地，长期坚持抗战的一条重要舆论战线。”（谢忠厚：《河北抗战史》，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晋察冀边区党委和政府极为重视报刊在宣传党的政策、引导舆论、辅助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等方面的作用，积极贯彻全党办报的思想，以此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晋察冀日报》社论作为全党办报结晶的代表，坚持不懈地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它尊重群众、尊重实践，经常把群众实践中的创造性经验予以宣传推广，并对各项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偏向予以揭示，使之得到克服和纠正。在边区文化建设方面，《晋察冀日报》社论在传播专门知识、推广文化普及的同时，更发挥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选择性地突出某些报道，引领健康的社会风气，促进了抗战新文化氛围的形成。
对于社论的重要性，邓拓在《关于报纸的社论》一文中曾论述到：“一个报纸有没有社论，是不是经常有社论，广大读者对社论阅读的情况怎样，这些都是重要的政治问题。我们有理由认为：社论是表明报纸的政治面目的旗帜，报纸必须有了社论才具有完全的政治价值。”（《邓拓全集》第5卷，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页。）《晋察冀日报》社论不仅在政策宣传和舆论导向方面发挥领头羊的作用，同时注重刊登文化建设方面的重要文件、指示和专论，在宏观上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和引导；刊登对具体文化建设工作进行指导的文章，在微观上直接参与领导着边区文化事业的建设。彭真曾评价该报“将成为边区文化战线上铁的正规军”（《彭真为〈晋察冀日报〉改刊题词》，《晋察冀日报》1940年11月9日。）。
在抗日救亡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之下，边区的文化建设自然服务于抗战主题，聚焦于抗战。在“要生存、要自由、要反抗”（《晋察冀日报社论选（1937—1948）》，第132页。）的抗战呼声中，以《晋察冀日报》社论为主的边区文化传播有力地打破了边区人民长期所处的封建宗法文化环境，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积极性，使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投入对敌斗争、参与边区建设，激发了边区人民潜在的主体意识，成为实现文化启蒙的显著标志。
二、对敌的文化斗争：以新民主主义文化为内核的抗战文化启蒙
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被日军视为心腹大患。自1938年1月15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接连遭受日军三次大围攻。民族危机的日益高涨促使中国共产党人高度关注文化的凝聚力，加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为了使晋察冀根据地能建设成为将来反攻日寇最好的前进阵地，客观上要求中共“组织广大群众，建立民主制度，提高边区生产，并发展与巩固党，长久保持晋察冀边区是最进步的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日报社论选（1937—1948）》，第2页。）。中共在坚持不懈地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奋斗的同时，在文化建设中对民族化、大众化的追求也更加自觉。民族危亡之际，中共带领人民群众艰苦抗战，目的是建立一个政治民主自由、经济繁荣兴旺的新中国。而“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这种“新文化”，即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一）强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居于指导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是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区别于旧民主主义文化的根本标志。1941年5月6日，《晋察冀日报》发表了题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的社论，以纪念马克思诞辰123周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20周年为契机宣传马克思主义，称其是“这样的一种革命理论：谁充分掌握了它，谁就获得胜利”（《晋察冀日报社论选（1937—1948）》，第280页。）。文章援引苏联共产党的实例，阐明了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严重的历史转换点上，只有充分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才能推进革命胜利地前进。而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中，如何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实际，则需要中共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一定民族形式的转化。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策略的统一完整的体系，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的新的发展，它从实践中已经被证明不但是中国革命而且是东方一切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科学武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运用经验的结晶”（《晋察冀日报社论选（1937—1948）》，第281页。）。在中共成立21周年之际，《晋察冀日报》社论发出了“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号召，倡导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必须以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武器更好地武装自己，全党必须加强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以此推进边区整风运动的开展。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统一了晋察冀党政军及人民群众的思想，对于改造落后分子，促进党政军内部的团结，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国瑞运动”就是个典型事例。某部侦察连指导员王竞生，在整风前“爱摆干部架子”，对战士的缺点错误常采用处罚与打击方法，官兵关系紧张。在1944年军区部队开展的连队“坦白运动”中，他通过学习，认识并反省了自己的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错误，并在整风回连以后将这种认识付诸行动，作风有了很大转变。
王竞生领导作风的转变，改造了连队公认的“顽固不化”的落后战士李国瑞，而李国瑞的转变又大大激发了全连官兵力求进步的上进心。在李国瑞提出“不打走鬼子不回家”的挑战口号后，全连热烈响应，掀起了互相激励、互相监督、追求进步的群众运动。“李国瑞运动”的成效遍及军区各部队，军区抗敌剧社为此编演了大型话剧《李国瑞》到处上演，生动展现了从转变领导作风着手，来开展改造落后分子（生产中的懒汉、懒婆及一切工作中的落后分子）的运动，展示了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巨大作用。（参见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晋察冀日报史》，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250页。）
（二）彰显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在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彰显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是这一时期文化启蒙的着力点。随着晋察冀边区迅速发展成为华北抗战的坚固保垒、敌后的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日军加紧进行“反共”“灭共”的宣传，拘禁进步青年，逮捕进步学者，封闭进步书店，查禁进步刊物，推行封建的落后的顺民主义，灌输奴化思想，妄图消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抗日思想。在此情形下，1940年10月10日，晋察冀边区文救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更加广泛地密切的团结边区一切的抗日文化工作者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而斗争”（《晋察冀日报社论选（1937—1948）》，第165页。）的工作纲领，要求严厉揭破与打击亲日派、反共顽固派文化上的倒退行为。1941年6月10日，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担当起边区文化抗战的指挥部，成为文化工作者的集合场。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高举新民主主义文化大旗，积极推进边区文化建设，促进了边区人民群众民族意识的觉醒。
在抗日战争中，晋察冀边区人民群众虽然生活艰苦，但由于有先进的思想文化作指导，广大军民中间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根据地到处可以听见抗战的歌声，村庄里布满了街头诗、墙报、标语。就连乡村文艺开展较晚的北平西部地区，以涞水一个县为例，就有63个村庄成立了村剧团和宣传队，村民和八路军的联欢台布83个。群众兴奋地说：“抗战前也没这么活泛过，真是快胜利啦！”（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晋察冀日报史》，第194页。）边区的文艺作品不仅揭露了敌人残暴的罪行，还用大量篇幅歌颂了军民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的事迹，赞扬了抗日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大生产运动中的劳动模范、边区人民民主自由幸福的新生活，以此鼓励人民群众用斗争求生存、争解放，保卫自己的新生活。如音乐家劫夫创作的《狼牙山五壮士》和《歌唱二小放牛郎》等歌曲、平山等县编演的《二黑站岗》、杨家庵村创作的秧歌《逃荒》等文艺作品，不仅题材源于人民生活，更因作品中颂扬的革命英雄主义、高尚的民族气节、军民团结一致的民族精神，深刻教育了广大抗日军民，推进了群众的民族意识觉醒。
（三）宣扬科学精神破除封建迷信。在晋察冀革命根据地成立之前，当地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封建迷信思想盛行，往往有病不医，妄信“鬼神散疫”之说。再加上日寇的疯狂侵略和大肆屠杀，“日寇所到之处，尸横遍野，无法掩埋，加之日晒雨淋，尸体侵蚀腐烂，毒菌横飞，疾疫随之而起”（《晋察冀日报社论选（1937—1948）》，第389页。）。饥寒交迫，又无力抗拒病害袭击，造成当地疾疫流行。“曲阳孀妇袁改子，千辛万苦抚育四个孤儿，由于敌人抢掠之后，麻疹流行，前后十四天为饥寒所迫无力医治，全因传染麻疹合并肺炎而死。岸下村高红儿四个孩子全得麻疹，因为家庭迷信，崇拜巫婆，服珍珠喝符水，不信任医生，死了三个。等到部队医疗队拜门诊视，她最后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亦因误了治疗时机救治无效死亡。”（北京军区后勤部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晋察冀军区抗战时期后勤工作史料选编》，军事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556页。）如不加紧破除群众的封建迷信思想，传播科学知识，积极防控疫情和疾病，人民群众将不战而亡。
1941年2月19日，《晋察冀日报》社论以“敌人之所喜，即我们之所恶；敌人要我们消灭于灾害痛苦，我们却偏要健康活泼”（《晋察冀日报社论选（1937—1948）》，第387页。）为口号，使新民主主义的科学启蒙与民族救亡启蒙相配合，呼吁边区群众积极参与卫生教育、体育锻炼、医务治疗等方面的防治措施。为了打破群众的封建迷信思想（如“求神鬼保佑”“生死在天，命里注定”“穷干净、富邋遢”“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等），普及卫生常识，使群众逐渐了解预防胜于治疗，生病之后要主动医治等，边区政府民教部门和医疗机构经常定期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展开广泛深入的宣教工作，并在小学、民校的课程安排中增设卫生科目。（参见《晋察冀军区抗战时期后勤工作史料选编》，第548—549页。）同时，为了开展地方卫生工作，晋察冀军区卫生部不断派遣优秀医务骨干开办中西医训练班、妇婴卫生训练班、村卫生员训练班等；并举办医药合作社，扶植地方医药卫生事业，为边区卫生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边区群众在此过程中也逐步破除了封建迷信思想，自觉接受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启蒙。
（四）实现文化为工农兵大众服务。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强调的是大众的方向，因而它应该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晋察冀边区在推进边区文化建设时，极为注重贯彻文化艺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呼吁“文艺工作要突破专业剧社的狭小圈子，变为广大群众性的运动；把文艺工作与战争生产更紧密地结合起来；逐步消除艺术至上的自由主义思想；加强对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把文化运动活跃起来”（《晋察冀日报社论选（1937—1948）》，第476—478页。）。
边区的文艺工作者多是为了革命和抗日的信念而投身到边区建设的知识分子，在从事边区文艺工作的过程中，他们逐渐纠正了艺术至上的思想倾向，凭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虚心向群众学习，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工作中，文艺工作者坚持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工农大众知识分子化”“知识分子工农大众化”的道路上，将自身与工农分子相结合，在予边区人民群众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之启蒙的同时，也历练了自己。
晋察冀边区的新闻报道剧《李殿冰》，就是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进行创作的一个范例。创作者和表演者都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人民群众也积极参与该剧的创作和表演，真正做到了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群众。1944年高街村剧团创作的《穷人乐》，是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文艺创作的又一生动体现。该剧剧情源于群众生活中的事实，演员也都是该村村民，自己演自己。全剧从编剧、排演，都听取了群众的意见，充分发挥了群众的创造性。《穷人乐》的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边区第二届群英大会主席团称赞高街村剧团演出的《穷人乐》是边区群众文艺运动的发展方向。2月25日，《晋察冀日报》发表了《沿着〈穷人乐〉的方向发展群众文艺运动》的社论，赞扬《穷人乐》的创作和演出过程不但开辟了一条发展群众文艺运动的道路，也为专业剧团提供了下乡入伍的道路。
三、边区的文化建设：以实现人民主体地位为内核的群众文化启蒙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抗日根据地文化启蒙的精神内核，不仅表现在各种言论和著作中，同时也凝聚和体现在具体的文化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并不是书斋中的理论创造，而是具体社会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现实要求，这就内在地要求将新民主主义文化与边区文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在晋察冀边区的文化建设中，中共不仅注重以新民主主义文化为内核的抗战文化启蒙，同时也注重培育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以实现劳动人民主体地位为内核的群众文化启蒙。
（一）自立的民族独立觉悟启蒙。日本的疯狂侵略，不仅表现于对根据地军事占领和暴力摧残，也表现于对人民群众民族精神和民族道德的消解。他们妄图以此摧毁边区人民的革命意志，使边区人民不战自亡。因此，在坚持敌后抗战、保卫与发展边区的斗争中，广泛深入地开展抗战的政治文化教育，弘扬人民群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与文化水平，成为一项重要任务。
在边区建设中，日渐成熟的社会教育有力地回击了日军文化侵略的阴谋，其中以冬学运动成绩最为显著。冬学运动在广大群众中掀起了学习的热潮，并从暂时性的季节性的学校变成恒久的民众识字班与民众学校，使学习逐渐成为广大群众业余生活的重要部分。而冬学运动一开始便坚持与当时的政治任务密切联系起来，在教群众识字读书的基础之上，将“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反对投降妥协，反对分裂倒退”抗战方针作为冬学运动的中心内容；以“揭破投降派准备投降的阴谋，粉碎敌寇汉奸造谣欺骗，提高广大群众政治的、民族的警觉性，以及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抗战知识”（《晋察冀日报社论选（1937—1948）》，第201页。）作为冬学运动的中心任务，使晋察冀边区人民群众在为了坚持抗战、为了巩固边区根据地的战斗任务之下开展冬学运动。
随着冬学运动的开展，边区人民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显著提高。“许多村剧团乡村歌咏队已经建立，读报和通讯工作在某些县份已经开始向农村深入，村文化运动干部训练已经开始举办。文化在边区，已经不是少数特殊阶级的专利品，而已经开始成为广大群众所亲身参加与亲身享受的大众文化。”（《晋察冀日报社论选（1937—1948）》，第194页。）正如李公朴为一所学校成立周年纪念的题词所说：“学校就是战场，战场就是课堂。是抗战的教育，是建国的营房。”（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40页。）晋察冀边区的社会教育将广大人民群众纳入到抗战斗争中，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活动尤其是冬学运动促进了群众自立的民族独立觉悟启蒙，推动了抗战救国的历史进程。
随着边区社会教育运动的广泛开展，许多热血青年的抗战积极性显著提高，在目睹敌人的血腥暴行后，纷纷要求抗日报国，投奔根据地参加八路军。缝纫工人赵连光，由北平带出七名工人和七台缝纫机来到根据地，并以他们为基础成立了缝纫组为部队赶制棉衣。后与从
阜平城和岱县裁缝铺、成衣局动员出来的一部分工人和缝纫机一起，组织起了晋察冀军区第一个被服厂。为了赶制军服，工人们曾七天七夜没睡过一个安稳觉，终于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五千套棉衣的突击任务。（参见《晋察冀军区抗战时期后勤工作史料选编》，第193—194页。）抗战期间，自立的民族独立觉悟启蒙不仅激发了革命战士和热血青年的抗战热情，普通群众也同样是同仇敌忾，与敌人进行英勇的斗争，甚至献出了生命。1943年秋季，晋察冀纺织厂队部曾经住在滹沱河畔盘石沟村的房东老大爷家中，恰逢日军扫荡，为了保护纺织厂的物资，老大爷毫不松口而被敌人杀害了，但他威武不屈坚决抗日的崇高品德感染着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边区人民。（参见《晋察冀军区抗战时期后勤工作史料选编》，第249—250页。）
（二）自主的民主政治文化启蒙。自抗战以来，实行民主政治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在晋察冀边区，由于经济基础落后，群众的文化水准也比较低，边区政府建成伊始，乡镇和村一级的政权民选运动未能及时跟进，政权机构在发挥效能时也有所不足，落后于抗战需要。彻底地改善各级政府机构，认真执行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普遍建立和健全各级民意机关，成为做好群众工作实现抗战胜利的必要措施。
1939年1月30日，《晋察冀日报》发表了题为《加紧宣传与推动村级普选运动》的社论，声明村级普选的意义就是“要更进一步改造村级机构，使它更能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的基础机构，更能担负起战斗行动的任务”（《晋察冀日报社论选（1937—1948）》，第146页。）。根据政府颁布的选举法，各级群众团体积极地投入到普选宣传中去。他们召开会议，讨论具体办法，制定宣传大纲和竞选办法，号召一切有选民资格的人参与选举，竞选人要发表竞选演讲。上级政府也派人指导解释选举的意义和重要性，严格预防贿选等违法行为。一系列的宣传活动使边区人民群众认识到村级政权机构是他们自己的政权，踊跃参加普选运动。
而边区参议会的选举，不仅进一步加强了边区内部的团结，巩固与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实行新的民主建设打下了基础，而且彻底地贯彻了新民主主义的精神，给坚持团结抗战的人们以精神上的鼓舞和活生生的榜样，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也培育了群众自主的民主政治意识，营造了政治民主、人民自主的文化氛围。
1940年七至十月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建立“三三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指示，在全边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民主选举运动，标志着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晋察冀边区九十七个县一千五百万人民都行动起来参与选举，参加区选的选民占全部选民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参加县选的选民，占全部选民的百分之八十六点三；参加边区参议会选举的选民，占全部选民的百分之九十一点一。中心区的阜平、平山，参加选举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有的区村达到百分之百。就是游击区的县份，不少地区在日寇严密监视封锁下，进行秘密选举参加选举的人数一般也占全部选民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谢忠厚等：《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简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 1940年春，由牧虹作词、王莘作曲创作的歌曲《选村长》在晋察冀四区广为流行，生动地描绘了边区群众热心参加选举的情景，唱出了群众心中的民主生活。
（三）自强的自给自足经济文化启蒙。抗战以来日本侵略者企图摧毁抗日根据地，加紧破坏边区军民的生产建设，对根据地采取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妄图将边区军民困死、冻死、饿死。由于日军的破坏、战争的消耗和灾荒的袭击，根据地军民的物质生活极端困苦。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减轻边区人民负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指示，号召用最大的力量来开展大生产运动。1944年2月13日，《晋察冀日报》刊登了《开展大生产运动是全边区军民的神圣任务》的社论，号召“把全边区的劳动力、半劳动力，不论男女老幼，组织起来，投到大生产浪潮中去”（《晋察冀日报社论选（1937—1948）》，第446页。）。伴随着减租减息政策的进一步贯彻，土地问题（如减低租额、订立契约等）的一一解决，群众深刻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广大农民更加爱护土地，并自觉地把这种高涨的生产情绪导向抗战斗争中。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在大生产运动中起了模范带头作用，战士们除了打击敌人，保护群众生产以外，自己也投入到生产中，并创造了在游击区搞生产的成功经验。1945年2月16日，《晋察冀日报》刊登了张平凯撰写的《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运动》一文，描述了冀中第六分区、冀晋第二分区的第四区队、第四分区的第八区队、保满支队、山西的代县、崞县等部队在游击区作战间隙进行生产运动的情景，总结出解决土地问题的九种办法，贯彻了劳力和武力相结合的原则，突破了在游击区搞生产的难关。
随着大生产运动的普遍开展，群众中产生了许多战斗与生产的英雄和模范。他们原本都是普通的人民群众，但在大生产运动中坚持战斗与生产相结合、劳动与武力相结合的抗战方针，从群众中脱颖而出。1944年，《晋察冀日报》发表了《朝着敌后吴满有的方向前进》《纪念“五一”进一步开展敌后赵占魁运动》等社论，将英雄模范的经验传播到群众中，以普通群众中产生的英雄、劳模带动群众，有效地推进了群众自强的自给自足经济文化启蒙，推动了边区的大生产运动。由于边区党政军民的总动员，1944年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全年扩大耕地53万多亩，旱改水地11万多亩，增收粮食6750万斤，增加牲畜2.2万头”（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晋察冀日报史》，第245页。），边区建设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结语
抗日战争时期，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启蒙领导核心，将争取民族独立的救亡运动与思想启蒙相融合，不仅在物质上保障人民的生存要求，更通过报刊等文化传播方式，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启蒙群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意识和人民主体地位的责任觉醒，给予了群众精神的满足和生活的希望。在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之下，文化建设和启蒙也不免带着浓重的抗战气息，凸显为以新民主主义文化为内核的抗战文化启蒙和以实现劳动人民主体地位为内核的群众文化启蒙。中国共产党既没有因迫切的救亡运动而退却思想启蒙的步伐，也没有局限于探索民主与科学的书斋，而是将思想启蒙运动与抗日救亡运动有机结合，以普遍的启蒙运动激发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和主人翁意识，使各阶层的群众自觉地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最终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和根据地政权的稳固。
纵观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开展的思想启蒙运动，无一不是抓住了“民族独立”这个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先决条件，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基础上进行思想文化的革新，以报刊社论宣传、演说、戏曲、话剧、小说、教学、日常劳动等多种文化传播方式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战积极性，将人民群众纳入到成为抗战新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启蒙他们自身的觉悟和主动意识，将救亡与启蒙有机结合起来，并产生了良好效果。
（本文系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源’与‘流’：中国共产党的启蒙历程与‘中国梦’的构筑”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63163004）
〔作者王勤瑶，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天津 30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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