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3】

代表们历尽艰辛陆续从全国各地向延安集中

七大是在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心延安召开的。这是民主革命时期最公开、最开放的党代会。但是，战争年代，各地代表来延安开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自 1939年中央明确要求各地代表选出待命后，不久，代表们即陆续从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向延安集中。

1940年 4月 25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从第一二九师师部山西潞城北村出发，前去洛阳与卫立煌谈判，然后返回延安参加七大。因 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的影响，当时的国共关系还很紧张。朱德夫人、后来也是七大代表的康克清问朱德：被国民党抓住，坐牢怎么坐法？朱德回答说：不知道。康克清又问：我们两人一起坐牢还好办，遇事有个商量。若是分开怎么办？朱德说：当然分开。既然抓起来，他们就不会把我们两人关在一起。康克清听了，不免有些顾虑。

朱德看出康克清的心情，笑着说：我的好同志，你放心，卫立煌这个人不是顽固派，他一贯主张国共合作抗日，反共摩擦不是他的本意。我们处处团结他，争取他，他这次既然来电报欢迎我去，就决不会把我们抓起来。当然，提高警惕是必要的。左权派了一个较强的连队作为护送朱德的随行卫队。

5月5日，朱德一行抵达河南济源县，夜宿该县刘坪，这里已是太行山的尽头，到了黄河边上。第二天朱德就要离开这座曾经浴血奋战近三年的山脉了，不由得心潮起伏，思绪万千。那首著名的七绝《出太行》就是这时写的：

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5月6日，朱德一行离开太行。7日，渡过黄河。卫立煌果然对朱德十分友好，专门派人、派车在黄河边上接朱德到洛阳。谈判气氛也很融洽，朱德提的要求大多得到满足。几天后，朱德一行乘火车到西安，几天前刚从延安来的周恩来亲自到车站迎接。自六届六中全会后，两人快两年没见面了。这时，有一批准备到延安的干部、进步人士和青年因被国民党当局阻拦而滞留西安，其中有著名文学家茅盾先生。5月 24日，他们与朱德同行，分乘三辆大卡车驶向延安。途中，朱德提议拜谒黄帝陵。26日，朱德回到延安，受到延安干部和军队、民众的热烈欢迎。

北方局杨尚昆与广东的古大存、方方及从山东途经太行的徐向前等，于1940年 11月同行参加七大。那正是皖南事变前夕，日军对华北根据地施行“囚笼政策”。太行军区派一个旅送他们过同蒲铁路，晋西北又派一个旅来接应。一行人于年底到达延安。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唱起这首歌时，你可能会记起铁道游击队故事中的这样一个情节：游击队接受了一项政治任务，护送胡服同志穿越敌人的封锁线。这位胡服同志就是刘少奇。1942年 3月 19日，他在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个团的护送下，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返回延安的千里征程，准备筹备和参加七大。

三年前，刘少奇从延安奔赴华中时，凭着同行的徐海东挂有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比较顺利地到达华中。路上虽然难免长途跋涉的辛苦，也遇到过国民党军队多次刁难和日军飞机的轰炸，但都有惊无险地闯过来了。而今，情况要严重得多。日军从 1941年春开始，在华北全面推行更加野蛮的“治安强化”运动，在将近 3000公里的铁路、公路两旁，掘了二丈宽、一丈二尺深的壕沟，筑碉、筑墙，企图隔绝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国共两党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党当局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历时 9个月的艰险“小长征”，穿过一百余道敌人的封锁线，刘少奇终于在年底到达延安。

“山一程，水一程，万里长征足未停。太行笑相迎。昼趱行，夜趱行，敌伪关防穿插勤。到处是军屯。”这是陈毅赴延安途中所作的十余首诗词中的一首。他走了近半年。而从海南岛来的代表，途中竟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还有多名代表在途中牺牲了。

代表们历经艰险，分批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宝塔山下。由于会期的推延，许多人已在延安等待几年。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战争年代召开一次党代会，是多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