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5】

大会空前民主，代表畅所欲言

原定七大发言人数不多，后来突破了。代表们几乎都在不同的会议上发了言，一些因病未出席会议的代表还写了书面意见。大会发言一共进行10次，26人讲话。除外国党代表外，其他发言主要是围绕对大会报告的讨论，报告一个方面或一个地区的工作。发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政治、军事、思想、民族、根据地工作、城市工作、白区工作，甚至还有机要通讯工作，可谓包罗万象，真正做到了畅所欲言。

周恩来《论统一战线》是大会的一个重要发言。他系统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与发展的经过，并从敌人、队伍和司令官三个方面，全面地总结了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

陈毅就华中党和新四军的工作经验发了言。他深有感触地说：

“我们党无论遇到任何事变，只要谨慎小心，有各种的准备打算就不怕。譬如拿船来做比喻，‘船载千斤，掌舵一人’，就要看那位掌舵的。掌舵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都扳舵，而是在上滩下滩，转弯抹角时方扳他两下，不扳便会把船打烂，扳过了劲也会碰到石头，所以就要扳好。我想我们要经常考虑这问题。在大会以前我们华中的工作同志，也经常考虑这问题。将来在南京上海一带就会遇到这些障碍暗礁，有这暗礁的阻碍，干部就应把船扳的很好，扳的不好就要糟糕。我们从党的历史上来看，毛主席是最会掌舵的，他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间，遇到过几次的严重关头，他都能把我们党和军队这个船挽救过来，并且引向正确方向，走的很稳。我们应学习体会。”［5］

聂荣臻则表示：

“毛主席在报告中对整个的形势分析的很清楚。指出胜利的道路，不管胜利途上有任何困难与障碍，我们都能够克服。我在胜利的前进中充满着这种胜利信心和愉快的情绪。在晋察冀应付这伟大的斗争，更正确的说，全华北将是最激烈的战场。国民党在华北处于劣势，当然国民党军队还很多，他是可以来的，但是我们应该有这决心，打败日本，不让国民党来。如果说我们和新四军分工的话，那天陈毅同志已经讲了，他们可破敌收南京，那么华北党的任务就决定破敌收北京。”［6］

陈云在大会上的发言，是给代表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发言之一。他回顾自己当选中央委员以来在党内的工作经历，总结经验教训，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讲算账”。他结合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联系自己与党内历史上的错误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陈云说自己当中央委员，“从三中全会到这次大会开幕，有十多年。在这十多年中我做错了一些什么事情，需要而且有责任在这个大会上讲一讲”。他说：“我是属于经验主义。 ”“从参加临时中央领导机关一直到长征，到灵关殿，在这中间犯的许多错误，我都有份，我参加了许多问题的讨论，我都同意了，都举了手。这个错误能不能怪别人呢？不能怪别人，这不是偶然的，我和教条主义和‘左’倾路线能够结合起来，是因为我自己有‘左’倾观点。”他逐条分析了其中的教训。

第二，“做交代”。陈云 1937年年底接替博古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44年年初改做边区经济工作。他说：“如果有同志问我，你做了几年组织部长，有什么交代没有？我说有一点。 ”“这七年来我看到一点，就是在我们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间，有一股骄气。”为什么骄傲？因为感到自己有功劳。“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

第三，“讲本行”。陈云 1944年年初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该处政治部主任，他以边区财政经济工作负责人的身份，提出要注意处理好即将面对的财政经济问题。他说，现在我们快由乡村转到城市了，“我们将来进城市的时候，要使农村家务不受损失，还要保存着。”还有一条，“同志们一到城市里面，千万不要把机器搞坏了”。陈云发言中提出“保护城市机器”，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主张，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两次在大会上对他的这一思想加以强调。［7］

叶剑英表示完全拥护七大路线，同时进行自我批评，表示自己做参谋工作 25年，总结三条经验教训，编成三句话，即认识敌友、组织队伍、指挥作战。

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也进行了自我批评。

张闻天在大会发言中，全面检讨了自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缺乏自我批评的小资产阶级作风，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左”倾路线错误，以错误的教训说明“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与作风对于党与中国革命，会起一种怎样的破坏作用”。［8］他分析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的弱点，一是骄傲，一是轻浮与急躁，其本质就是脱离群众。

博古在大会上作长篇发言，深刻检查自己“左”的错误的表现和发展。他说：

“在这个口头发言中间，我想只讲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教条主义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中，我个人所起的作用，所负的责任的问题。我是与这一条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共其始终的人，就是说从头到尾有始有终我都参加了的。这路线的各个阶段，它的萌芽、形成、发展、破产及转化为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我都是有份的。比起别的教条主义的同志来，我在这路线错误中，时间最长，所负的工作更全面。因此，由我来叙述一下这一条路线的萌芽、形成，发展、破产的整个的历史过程，是比较适当的；而且也只有从这个叙述中间，才能说明我自己的错误和责任。”

“遵义会议改变领导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不但在遵义会议没有承认这个错误，而且我继续坚持这个错误，保持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路线，一直到 1935年底 1936年初瓦窑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我仍然用‘左’倾的观点，教条主义的方法，反对民族统一战线，教条告诉我，资产阶级是永远反革命的，决没有可能再来参加革命，参加抗战，这是教条主义坚持到最后，也是我的‘左’的错误最后的一次。”

博古还检讨了自己当临时中央负责人后的骄傲自满情绪。他说：

“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意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

“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的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各个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的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我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博古最后表态说：

“今后怎样呢？今后我想只有脱胎换骨，从［重］新作起。脱什么胎？脱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之胎。换什么骨？换教条主义之骨，来重新作起。”［9］在“左”倾路线时期犯过错误的同志所作的检查，得到与会者的谅解。毛泽东在 5月 26日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时提到此事，说有些同志作了很好的自我批评，我们大会同志都一致欢迎。

总之，七大代表的发言，开诚布公、坦诚相待，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团结和新的力量。七大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典范，开启了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一代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