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锁井冈 风展红旗【3】

最有荣誉之战

最艰难、最困苦的局面得以扭转，关键节点是1929年春节的大柏地战斗。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这首脍炙人口的《菩萨蛮·大柏地》是毛泽东于1933年填写的，词中记述的就是1929年大柏地那场悲怆而壮烈的战斗。

1929年2月9日，一路被国民党军刘士毅部追赶的红四军，辗转抵达大柏地。一路行军，红军一直在寻找有利时机回击敌人，这天，机会果然来了。

素有“瑞金北大门”之称的大柏地，两侧是巍然矗立的高山，中间是一条十余里长的峡谷，正是打伏击战的好场所。恰逢除夕，一直被撵着跑的战士们也急盼打个胜仗，过个痛快年，纷纷请战要跟刘士毅干一仗。

当天，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研究后很快定下作战方案：在大柏地布下长形“口袋阵”，诱敌深入。根据命令，28团和31团随即埋伏在两侧的高山密林中，静待刘士毅的追兵。粟裕对此有一段回忆：

这天正是阴历年除夕……我们埋伏在石板道两旁山上的树林里。朱德同志安排一些人挑着担子停在道上，装作掉队的人员，要他们见到敌人就向埋伏区里跑。等到下午，敌人没来。第二天大年初一，我们继续设伏待敌。那天，下起了毛毛雨，雨停后又起风，风停了又下雨，衣服湿了刮干，刮干了又湿，时间显得漫长。下午三时，敌人大摇大摆地进了埋伏圈，我军立即开火……

实际上，2月10日下午2点，刘士毅的先头部队就在黄柏与大柏地交界处附近，与28团二营营长萧克率领的诱敌部队接上了火。萧克带领二营且占且退，大约三点，对手被引入了口袋阵。尽管是诱敌深入，但由于红四军弹药缺乏，长途奔波体力疲惫，战斗还是打得十分激烈，双方一直胶着到深夜。直到第二天上午，刘士毅的部队才全部钻进红四军的伏击圈，朱德见时机已到，一声令下，大柏地峡谷顿时枪声大作，杀声震天。

子弹耗光的战士们拿起刺刀、石头、空枪托同敌军拼搏，朱德亲自带队冲在最前面，就连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这时也提枪带着警卫排向敌军冲去……

鏖战至11日下午，战斗终于结束，红军全歼了被围的刘士毅第十五旅二十九团和三十团，俘虏正副团长以下800余人，缴枪800余支，机关枪6挺，残余的刘士毅部队狼狈地逃回赣州。

红四军取得了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至此，红四军彻底摆脱了被动局面，赢得了作战的主动权。陈毅在这年9月向中央作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留下了这样的描述：“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粮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

经此绝地反击之战，红四军一路再无追兵，占宁都、经兴国，顺利到达数县交界处的东固，同东固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合。此时，井冈山已在有着极大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围攻下失守，负责留守的彭德怀率部突围下山。于是，毛泽东、朱德决定在赣南、闽西边界一带打游击，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

恰在这时，蒋介石同桂系军阀的战争一触即发，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奉命北调，赣南兵力出现了空虚。趁着国民党军内部混战的机会，赣南、闽西一带的红四军活跃了起来，从发动群众到游击战争，赣南、闽西根据地逐渐连成一片，这便是后来中央苏区的基础。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短短两个月，红四军从艰难跋涉的逃亡之旅，蜕变成了捷报频传的胜利之师。1929年4月，赣南、闽西根据地蓬勃发展，红军人数从三千人左右迅速上升到了七八千人，就在这时，中央特派员刘安恭带来了“二月来信”。信中的指示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要求红四军武装力量分散到各乡村中去；二是调朱、毛“速来中央”。

当时，由于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和红四军没有电台联络，只能通过书信互通消息，“二月来信”从写成到送达，历时两个月。中共中央写信时，获知的红四军情况，更多地来自新闻报道，那时充斥着报纸版面的，几乎都是井冈山被国民党军击破和朱毛红军节节败退的消息：《朱毛向大汾逃窜，各军追缴堵截》，《朱毛被剿，由井冈窜入赣南》，《朱毛图窜南雄被击溃》……

书信送达时，时过境迁，信中对形势偏于悲观的估计已经不符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因此，“二月来信”中不合时宜的指示并没有被盲目执行。但是，带来这封信的刘安恭，却在红四军领导层中引起了矛盾。

刘安恭18岁前往德国留学，期间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在比利时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党员。回国后曾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1929年初，刚从苏联学成归国的他，就被中央作为高级军事人才，以中央特派员的名义派到红四军工作。

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苏联的理论、指示和经验，有着天然的尊崇，那段时期，有共产国际身份、苏联留学背景的一大批共产党员都被委以重任，刘安恭便是如此。这位对苏联军事体制和理论极为推崇的“海归派”，对中国穷乡僻壤中摔打出的朱毛红军颇有点傲慢与偏见，对毛泽东那套带兵方式和作战原则，更是不以为然。

1929年5月，刘安恭被任命为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同时兼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成为红四军中仅次于前委书记毛泽东、军长朱德的第三号领导人。

当了临时军委书记的刘安恭，试图改变红四军的领导体制。在一次他主持的临时军委会议上提出，“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

当时，红四军的前委是党的领导机关，临时军委是部队指挥机关，受前委领导。刘安恭的提法，不但是以下级组织限制上级党委的领导，更关系到要不要“党指挥枪”的核心问题。

以此为导火索，红四军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针对要不要成立正式的红四军军委，毛泽东和朱德之间就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毛泽东和朱德之争虽然激烈，但是在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这个大原则上看法一致，各执一词的是一些具体细节和措施、提法等。两人针尖对麦芒，却是光明磊落，就事论事。这个过程中，林彪公开写信支持毛泽东，并对朱德搞起了人身攻击；刘安恭则到处游说，在红四军内划分派别，让争论变得复杂化。

到1929年6月的红四军“七大”，前委改选，陈毅当选为新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意外落选了。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自下而上”的落选，让他很受刺激，甚至一度提出“希望经中央派到莫斯科留学并休息一段时间”。红四军“七大”后，毛泽东前往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没想到感染了疟疾，不得不辗转到深山农村隐居养病，离开了红四军长达四个多月。毛泽东病情一度甚重，以至于国民党媒体造谣他死于肺结核病，就连共产国际的官方公报都因误传发了讣告。

不过，毛泽东与红四军前委的联系始终没有中断，红四军前委委员的身份也一直未变。“七大”之后，朱德和陈毅专程到蛟洋找到毛泽东，召开红四军前委第一次会议，共商反击国民党“会剿”之策。正应了那句话：“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不久，陈毅秘赴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争论，于是有了著名的“陈毅五万言报告书”。

1929年，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关系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三位关系着中国革命命运走向的伟人，正在艰难的革命探索与重大的抉择中，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与磨合。这一年，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31岁，领导着红四军的毛泽东36岁，朱德43岁，在他们之间穿针引线的陈毅，年仅28岁。

联系到此前红四军党内争论的激烈程度、陈毅当时所处的红四军最高领导职务等等因素，陈毅但凡有一分私心，或在报告中稍有偏颇，历史恐怕也会就此改写。

而在“陈毅五万言报告书”中，陈毅展现的是光耀其一生的坦荡磊落。正是在他大公无私的报告基础上，才有了中共中央发出的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

陈毅此行上海协助中央解决红四军问题，后来被誉为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贡献之一。

11月26日，毛泽东和朱德、陈毅在辛耕别墅重逢了。三双大手握在一起，前嫌尽释。

“朱不离毛，毛不离朱。朱离开毛过不了冬。”朱德这句广为人知的“朱毛关系”比喻，就出自这次重逢。

毛泽东也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八大’时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信回来说了一些伤感情的话。”

陈毅在上海临行前，思虑周全的周恩来曾为他的工作做出过安排，因为陈毅在“七大”选掉过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毛泽东复职后，如果陈毅感到工作不便，可以到鄂豫皖根据地或广西去。

陈毅有话讲在当面，把这个安排也向毛泽东说了。毛泽东挥挥手：“你哪里也不用去，就在这里！”

一个月后，红四军“九大”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廖氏宗祠隆重召开。这次会议即为党史、军史上至关重要的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宣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反对以任何借口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使党成为军队中的坚强领导和团结核心。

大会之后，适逢新年，红四军还进行了一次阅兵式。一支崭新的人民军队从此大步向前。

1930年1月5日，古田会议一周之后，为了彻底回答一些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挥毫写就了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记者 杨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