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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锁井冈 风展红旗

2018年07月12日12:30    来源:北京日报

原标题:雾锁井冈,风展红旗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抵达井冈山,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领导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队伍胜利会师,中国革命从此掀开新的一页。

从这里,走出了朱德、彭德怀、陈毅等5名开国元帅和3名开国大将。从这里,“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始点燃,中国共产党人由此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井冈山,是中国革命毋庸置疑的红色摇篮。

然而,回望历史,这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开辟时,绝非一帆风顺,亦非人人赞同。

直到上世纪30年代,苏联留学归来的王明、博古等,还煞有介事地讥讽“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带领的共产党人,就是从革命低潮时转兵井冈这一抉择开始,在山沟里开启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独特道路——惟一能够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康庄大道。

迷途向导

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一份决议,决议措辞颇为严厉,指责湖南省委“临阵脱逃”。

所谓“临阵脱逃”,指的是秋收起义部队严重受挫后,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停止原定在9月16日发动的长沙暴动。这样严重的“罪名”,首当其冲的,是领导秋收起义的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

十天前的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一度占领醴陵、浏阳县城,但很快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强力抵抗,五千多人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下子锐减到一千五百余人。

秋收起义原定的目标是攻占湖南长沙,如今起义严重受挫,仅剩的队伍该何去何从?继续向长沙这个大城市挺进,符合中共中央原来的决定,但以眼下敌我悬殊的兵力,无疑是一条死路;违背中央原定计划选择退却,需要魄力,决定退往哪里,更需要智慧。

进退两难的当口,当机立断的是毛泽东。这个刚刚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34岁青年,当时既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青睐,也尚未跻身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却勇敢地立足失败的现实,下令各路起义军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5日晚,原定长沙暴动日期的前一天,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停止行动。

9月19日晚,乌云压境,天黑甚早,文家市里仁学校里,一盏油灯火苗闪烁,毛泽东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起义部队今后的行动方向。沉思良久,毛泽东语出惊人: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

此话一出,反对意见纷至沓来,其中态度最激烈的就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他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才符合中央主张,不这样做,就是“逃跑”。还有人直言不讳:“上山做山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回答:“我们这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最终,在余洒度上级、工农革命军总指挥卢德铭的支持下,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决议退往湘南”。

在文家市耐心说服师、团负责人的毛泽东并不知道,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不仅指责湖南省委“临阵脱逃”,而且作出了与他的主张完全相反的决议,责令湖南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

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共最早一批武装力量的幸运在于,中共中央的决议送抵湖南时,起义军早已开拔南下。

9月20日清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工农革命军1500余人集合完毕。一身蓝布衣、穿着草鞋的毛泽东向前跨了几步,挥动着宽大的手掌:“我们要改变方向,上山去!”他特有的通俗易懂又极具感染力的语言,回荡在操场上:“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带着浓重湘潭口音的“小石头打烂大水缸”的故事,拨开了笼罩在战士们心头的迷雾,也鼓舞了不少围观百姓,其中就包括当时只有12岁的胡耀邦。

但南下的路途仍是艰险的,前有“堵击”,后有“追缴”,国民党还针对毛泽东发出巨额悬赏令,“如获毛逆者,赏洋五千元”。为避开国民党军,工农革命军不得不沿着江西山区转移,即便如此,部队依然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不断减员,仅在9月25日萍乡县芦溪镇一战就损失三百人,年仅23岁的总指挥卢德铭也英勇牺牲。

指挥员牺牲,疟疾蔓延,伤员和病号急增,长途跋涉的队伍里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当时在这支队伍里行进的赖毅将军回忆:

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一营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机会全部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时,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上哪儿去?”

严峻的考验面前,毛泽东也在思索队伍的落脚地。早在“八七”会议后,他就曾婉拒瞿秋白希望自己到党中央机关工作的邀请:“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到了文家市时,他更明确了“上山”的想法。可是究竟上哪座山,这位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也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凑巧的是,秋收起义前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部秘书处文书的宋任穷送来了江西省委的一封密信,称 “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宁冈县,位于湘赣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脚下,这可真是迷途之中遇向导!9月26日,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作出重大决策:引兵井冈,向宁冈进发。

途中,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1928年10月,带领仅剩的七百多人艰难跋涉上了井冈山。

这七百多人“离经叛道”的选择,成了共产党人最早的火种。但在当时,他们却无法摆脱“临阵逃脱”的“罪名”。一直对上山打游击持反对态度的余洒度,在转兵井冈山途中脱离了部队,随后便跑到湖南省委告了毛泽东一状,指责毛“逃避斗争,到山区同绿林为伍”。直到这年年底湖南省委代表向中央汇报时,依然坚持“润之在赣时曾有一大错误”。

真理有时确实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两年后的1929年10月,指责毛泽东“逃避斗争”的余洒度对革命悲观失望,脱离了党组织,他最后的选择是在1931年11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投敌。而背负着指责与批评的毛泽东,果真在井冈山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党外人士”

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军队和地方的建党工作。这件事,毛泽东已经思考了很久,秋收起义后一路跋涉的艰难,让他深深明白,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形成核心,军队和根据地都会松散无力,难以巩固和发展。

正因如此,在转兵井冈山的间隙,他就迫不及待地进行了三湾改编,确定“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只是当时时间仓促,许多措施还来不及落实。到井冈山稍稍休整后,毛泽东就忙了起来,亲自带领部队举行入党仪式、建立各连的党支部、抓紧恢复地方党组织工作、召开党员座谈会、发动群众斗争等。

到了1928年初,随着茶陵、遂川、宁冈三县工农政权、赤卫队、游击队的建立,工农革命军从不足一个团发展为一个师两个团,土地改革也开始了试点。一个生机勃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初步矗立起来,打开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就在这时,湘南特委代表周鲁上山了。这位手持“尚方宝剑”的代表还没详细了解井冈山的革命形势,一来就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批评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更令人震惊的是,他居然宣布开除毛泽东的党籍。

毛泽东是在“八七”会议被选上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而周鲁只是湖南省委的特派员,之所以宣布这个决定,据周鲁说,是执行中共中央的文件。那时,中共中央的文件从上海传到湖南,需通过地下交通员传递,周鲁穿过白区到井冈山,为安全起见,自然不能随身携带文件。

就这样,毛泽东成为了“党外人士”,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被撤销,很长时间连组织生活都不能参加。这位“笔杆子”出身、从没学过军事的知识分子,此时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后来,他风趣地说自己在井冈山当过“民主人士”。

几乎与此同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被敌人占领一个多月,史称“三月失败”。

个人与革命的双重低谷,对毛泽东无疑是极为沉重的打击,但这些都没能阻止他继续在山区扎根立足,建立农村根据地。毛泽东遵守组织纪律,积极乐观地挑起了师长的担子,还说:“撤了我的职务,还开除党籍,也不打紧嘛,总不至于不准我革命,我们还要在井冈山干下去。”

所幸,误会是暂时的。1928年4月,井冈山迎来了两个好消息,一是看到中央文件后,毛泽东被“开除党籍”的误传得以澄清。原来,中央针对他放弃进攻长沙、转向井冈山的行动,给出了“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所谓“开除党籍”,只是周鲁记错了。

另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是,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发动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取得成功后,遭到敌人强力追击,正在向井冈山方向撤退。

毛泽东立刻派人前去接应。4月底,江西宁冈县砻市,34岁的毛泽东和42岁的朱德会合,毛泽东破天荒地挎上驳壳枪,诙谐地说了一句“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自此,两人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开始了“朱毛”长期密切合作的战斗生涯。当时还是一名小班长的粟裕在后来的《激流归大海》中写道:“两支铁流汇合到了一起,从此形成红军主力,使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大旗举得更高更牢。”

朱、毛会师后,两支队伍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成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毛泽东任书记,朱德任军长。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得到了空前加强,根据地也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不过,如果仔细探寻历史,就会发现,当年红四军的人员构成颇为复杂:

第28团主要是南昌起义的余部;

第29团、第30团、第33团是湘南暴动的农军;

第31团是毛泽东带领的秋收起义部队;

第32团来自朱、毛上井冈山前就占山为王的王佐、袁文才部队。

其中,28团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形成,31团由毛泽东亲自带领,经历了三湾改编和井冈山时期的党建工作,这两个团是红四军战斗力最强的队伍,实际上也成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家底子”。而其他的几个团——尤其是湘南起义的农军,思想意识和战斗力就参差不齐了。

两军会师后,队伍一下子多了上万人,“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的井冈山给养出现了困难。面对吃饭难题,湘南农军编成的30团和33团主要干部吵着要回去,朱德无奈,考虑到回去也有利于恢复湘南工作,就同意了。孰料,两个团离开根据地,回到湘南就被打垮了。而仅剩的农军编成的29团,更为几个月后的“八月失败”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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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杨亚澜、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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