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窗劲节，生死不磨【2】

多重身份的“伪装者”

圆圆的脸，戴着近视眼镜，显得十分端庄、文静，眉宇间又有几分英气。与江竹筠年龄相仿、外形相似的胡其芬，同样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共产党人坚强的意志。

胡永萱、胡南、胡其芬、吉祥，胡其芬的革命经历，与这4个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

1938年至1939年，刚刚入党的胡其芬根据组织安排，先后进入中央财经大学柏溪分校、北碚复旦大学新闻系就读，那时她还叫“胡永萱”。由于在校内活动中十分活跃，她很快被国民党当局注意到。时值蒋介石再次掀起反共高潮，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胡其芬不得不撤离大学，调入《新华日报》研究室担任英文翻译工作。从此，她不再用“胡永萱”这个已被敌人注意的名字，而是以“胡南”的身份出现在新的战斗岗位上。

“皖南事变”后，为预防国民党顽固派可能的突然袭击，中共南方局决定将《新华日报》200多名工作人员精减到80人左右，胡其芬属于被疏散隐蔽的人员之一，后被调往延安在中央研究院担任秘书。

再次回到重庆，已是4年后。1945年1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到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胡其芬作为随团工作人员，在邓颖超直接领导下从事妇女工作。党组织根据重庆地下斗争的需要，又因胡其芬学历高、英语好，决定让她以一个基督教徒的身份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以此广泛联系各界妇女群众。

1948年4月，胡其芬被捕前，党内身份是中共重庆市委妇委书记，公开身份是给刘国鋕的亲戚、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当英语家庭教师。由于叛徒出卖了刘国鋕，造成了胡其芬的意外被捕。狱中，她正式用了“胡其芬”这个名字。胡其芬不但没有透露任何党组织的秘密，甚至连自己真实的名字也没让敌人知道。

入狱后，胡其芬很快就与难友们取得联系，尤其是和早先入狱的许建业等人建立了联系。与胡其芬同一牢室的工人党员牛小吾回忆，他们隔壁关着许建业一人，重镣重铐，专门有一个特务班长看守，不准许建业与其他人接近。一天放风，趁特务班长离开，牛小吾找许建业说话，许建业亲口告诉她，是任达哉带人在茶馆里抓了他，又说他已告诉胡其芬把难友们组织起来。事实上，胡其芬也确实照许建业的嘱咐，在监狱内进行了各种地下组织活动。

胡其芬深知，敌人的营垒不是铁板一块，她要找到冲出包围圈的突破口。因此，当了解到医官刘石仁富有同情心，曾冒险帮政治犯带信给家人后，胡其芬借看病机会试探刘石仁，在塞给刘石仁的两张字条上写道：“医官，听难友说你是好人，难友们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很多，尤其我这病人，请接受我代表难友向你表示感谢！”“医官，不要怕！”刘石仁迅速收起字条，没有声张。

几天后，胡其芬托刘石仁带张字条到陆军医院交给大姐胡永芬，要家里带点日用品和药物。刘石仁完成了任务，并将胡家托带的物品悄悄带给胡其芬。又一条与狱外联系的秘密渠道就这样被打通了，胡其芬写给狱外地下党的信，其中有一些就是通过刘石仁传递出去。

除了传递信件，胡其芬还想通过刘石仁营救一些难友出狱。她问刘石仁，能不能多开一些疾病证明，争取使一些患病的难友得到保外就医的机会。刘石仁考虑之后，便给一些难友填写严重疾病的病历，以备特务核查，然后，开出保外就医的证明。虽然特务没有全部同意，但其中一些案情较轻的同志，在1949年和谈期间，在外面配合营救下获得了释放。

胡其芬还和难友们发起了狱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斗争——绝食谈判。1948年12月15日，原新四军战士龙光章因伤势得不到有效治疗，病逝狱中。为了抗议特务对龙光章的迫害，狱中党的领导集体讨论后决定开展绝食斗争，要求在狱中开追悼会，改善狱中残酷虐待难友们的环境。胡其芬抱病和难友们一起绝食三日，终于迫使特务看守所长不得不允许召开追悼会。

“在最困难的集中营里，这次斗争的成绩，是相当成功的。难友写出了许多用草纸做的挽联，扎制了黑纱、纸花，充分表现了灵活的创造性和团结的斗争精神。”罗广斌后来在交给党组织的报告中写道。

心中有信仰，即使环境再艰苦，真正的共产党人也仍然充满乐观心态。胡其芬就是这样的共产党人。在歌乐山烈士陵园，珍藏着一把由胡其芬自制的团扇，扇面上题写了“清风徐来”四个字，在阴暗潮湿的牢房中，她通过做这些小玩意儿教大家唱救亡歌曲活跃气氛，鼓励大家对敌斗争。

对于刚入狱又缺少斗争经验的年轻同志，胡其芬以过来人的身份热情地做“辅导”，帮助她们认清形势、安定情绪，教她们如何对付敌人，如何对付刑讯，还跟她们谈气节问题，哪些行为是背叛革命。特务提审进步女青年张坤璧时，胡其芬的辅导课发挥了作用，张坤璧没有被各种各样的刑具吓唬住，经受住了敌人种种威胁和拷问，没有暴露党的任何机密。

监狱的条件十分恶劣，终日不见阳光，伙食粗劣不堪，许多难友严重营养不良，全身浮肿，有的患了痢疾、肺结核、心脏病。胡其芬入狱后患了严重的心脏病，身体日趋衰弱。但她对自己的病并不介意，依然热情关心和帮助有困难的难友。她把家里给她送来的药品、奶粉、鱼肝油丸等等，分送给有病的难友。左绍英生了孩子，缺奶，她把自己的奶粉送给了婴儿。她还把自己穿的绒线衫拆了，给婴儿编织衣服。

胡其芬在黑牢里战斗了近六百个日日夜夜，她始终像一团火，熊熊地燃烧着，让革命者在黑暗的监狱中依然充满朝气和信心。

我们死而无愧

在狱中斗争氛围的感染下，在江姐、胡其芬等革命者的影响下，罗广斌变得越来越坚强。1941年1月，地下党员齐亮被捕关押到渣滓洞，罗广斌因为写条子给齐亮讲狱中情况被特务发现，又被加了一副脚镣。随后，他从渣滓洞被转移到关押重犯的白公馆。也正因为罗广斌的转移，白公馆中革命者的斗争情况也得以记录下来。

彭咏梧、江竹筠与孩子合影。

渣滓洞审讯室的部分刑具。

胡其芬烈士

刘国鋕烈士

陈然烈士

▲罗广斌及报告原件关于“狱中八条”部分。

进了白公馆，罗广斌最先见到的就是室友刘国鋕，一位有名的《富家少爷》。因为长期的监禁和胃病的折磨，当时的刘国鋕苍白消瘦，羸弱不堪。终年被关在一间不见阳光的牢房，在难得的放风时刻，他体力不支，只能坐在院坝檐沟边的石头上，享受那一点可贵的阳光。

刘国鋕出生在四川泸州一个大富豪家庭，排行第七，是大家庭中备受娇宠的幺儿。受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开始从书籍中寻找救国思想，最终决心走革命的道路，1940年加入共产党。1944年大学毕业后，刘国鋕主动申请到条件艰苦的云南陆良县一所中学任教，参加那里的党组织发展工作。

1945年，他受党组织的派遣到重庆工作，1947年担任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公开身份是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后到《商务日报》做记者。在此期间，国民党在昆明杀害民主人士闻一多、李公朴的血案发生后，他成功组织了重庆各学校学生走上街头示威抗战的活动，还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略论闻一多先生》的文章。

1948年4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刘国鋕不幸被捕。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档案室里，保存着一份描述审讯刘国鋕情况的材料。根据材料记载，徐远举问刘国鋕，“你这万贯家财的少爷，家里有财有势，你有吃有喝，你闹什么共产党？你共谁的产？你要知道，这共产是闹不得的，要坐班房、挨杀头的。”

刘国鋕冷冷地看了特务一眼，没有吭声。徐远举又说，你的上级已经供出你了。刘国鋕冷笑着回答：“既然我的上级已将我出卖，你们什么都知道，又何必来问我呢？你问我，我什么也不知道。”气急败坏的徐远举动用酷刑，但刘国鋕仍然不屈服，敌人只好将他带上脚镣投入监狱。

很可能就连刘国鋕的家人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革命？刘国鋕在给五姐的信中，专门阐释了自己对家和对革命的理解：“这个家是在旧社会垂死的身躯上的一个烂疮，它已经完全是一块脓血和腐肉，旧社会的整个身躯都要死亡，看不出有希望，我们要得到完全的幸福，只有让新的产生，让旧的死亡。”

刘国鋕被捕后，刘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营救，还动员方方面面关系向军统局施加压力要求放人。最后还是刘家的族亲，国民党经济部部长刘航琛密电何应钦，务请刀下留人，刘国鋕的生命才暂时得到了保全。

在香港做生意的五哥刘国錤，重金贿赂特务机关里里外外的人，徐远举终于同意放人，前提是刘国鋕在报上声明退党。刘国鋕却坚决拒绝，“我死了，有共产党，我等于没有死；如果背叛组织，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

1949年7月，人民解放军已越过长江向华南、西南进军，重庆也即将解放。刘国鋕的家人再一次为他奔走，刘国錤这次拿出了一张香港汇丰银行开出的空白支票给徐远举：“只要放了刘国鋕，你愿意填多少就填多少。”

徐远举抵抗不了这样的重金诱惑，告诉刘国鋕，不发退党声明可以，只要认错，写一份悔过书。刘国鋕不答应。徐远举看在钱的分上，再次妥协，找人代写了一份悔过书，只要刘国鋕签上名字。但刘国鋕坚持，要释放必须无条件。

徐远举为了钱，恨不得求着刘国鋕出狱，刘国鋕的态度却没有变化。五哥刘国錤伤心地一再哭劝，甚至跪在地上苦苦地哀求，说国鋕你不要这样死心眼儿，只要命在什么都在。刘国鋕也泪流满面，但还是摇了摇头。

1949年8月，蒋介石带着军统头子毛人凤到了重庆，“清理积案”，实际是布置屠杀。

根据徐远举的交待，毛人凤传达了蒋介石的决定，谓：“过去因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的局面。”“对共产党人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一分残酷。”

“刘国鋕！”1949年11月27日晚餐后，特务开始提人，头一个喊的就是刘国鋕。

刘国鋕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平静地说：“不要慌，等老子把诗写完以后，再跟你们一块走。”可刽子手不容分说，将他架出了牢房推向刑场。

没机会用笔写，刘国鋕索性高声朗诵起来——

“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这是一个年仅28岁的共产党人在生命最后一刻所发出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