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窗劲节，生死不磨【3】

狱中《挺进报》

在刘国鋕牺牲前一个月，国民党的屠杀行动已经开始了。罗广斌从白公馆看守杨钦典口中得知了刑场上那悲壮的一幕。

10月28日，陈然、成善谋等10人被押往重庆大坪刑场，杨钦典也随车行动，他目睹陈然含笑告别难友登上囚车，车过闹市区时又不断高唱《国际歌》或高呼革命口号，到达刑场后，陈然忽然转过身对端枪的刽子手说：“你们有种的，正面开枪。”行刑队强行把他扭转过去，还是从后面开了枪。

杨钦典深深地被陈然的革命气节所感染。他从刑场回来后，隔着牢门，动情地向罗广斌讲述了这悲壮的场景，并嘱咐道:“小罗，你们出去后，一定要好好照顾陈然的妈妈和妹妹。”

陈然是《挺进报》特支书记，小说《红岩》中重要人物成岗的原型。他1938年在湖北宜昌参加“抗战剧团”，在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中接受了革命教育，次年加入共产党。1940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剧团内党组织撤离，陈然随家迁居重庆，组织关系转到中共中央南方局。1946年，在《新华日报》社的领导下，陈然与一些进步青年创办了《彷徨》杂志，发展聚集革命力量。

在国民党政府实施新闻封锁政策，查封《新华日报》后，陈然等开始秘密印刷《挺进报》，传播“红色”新闻，希望通过这份油印小报尽快恢复与组织的联系。果然，《挺进报》很快传到重庆地下党组织那里，市委决定将其作为地下机关报，并购买收音机收听延安电台，同时成立了电台特支和《挺进报》特支。陈然负责油印，成善谋负责抄收消息。

后来，重庆地下党负责人认为应利用《挺进报》对敌人展开攻心战，于是决定将报纸直接寄给敌人，特别是向国民党军、警、宪、特头目寄送。1948年3月初，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收到《挺进报》后大发雷霆，命令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限期破案。徐远举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了“堡垒从内部攻破”的策略，制定了“红旗特务计划”，将伪装成进步学生的特务安插到各处，最终在被捕的任达哉叛变出卖下，引发了对整个地下党组织的一连串大破坏。

1948年4月22日，陈然正准备将刚刚印刷完的《挺进报》送出去的时候，在家里被捕了。被捕的当晚就被提审，但他始终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挺进报》是他一个人办的，其他什么都不知道。特务头子徐远举亲自对陈然进行审讯，并使用老虎凳等酷刑。陈然被折磨得多次昏死过去，双腿受了重伤，但他坚决不出卖党的机密，敌人也无计可施，只好将他按“重犯”关押起来。

让敌人万万想不到的是，陈然入狱后又干起“老本行”，办起监狱《挺进报》。在密不透风的白公馆，《挺进报》的消息源从哪来呢？原来，陈然所在的一楼囚室楼上，住着东北军将领黄显声将军，他也是牢中唯一受优待可以看报的，黄将军与狱中的共产党员们关系很好，时常趁看守们不备之时，偷偷将报纸从门缝中塞给狱友们看。陈然便借助从黄将军报纸上所看到的消息，用烟盒、纸片做成监狱《挺进报》在狱室之间传递。

1949年的春天，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毛主席到达北平、南京解放等消息在狱中传开，极大地鼓舞了士气。狱中党组织估计胜利即将来临，于是作了两手准备，一是教育广大党员作好牺牲准备，经受住最后的考验；二是努力进行策反，争取活着迎接解放。党组织秘密拟定了“狱中策反越狱计划”。策反，首先要物色好被策反对象，经过一段了解和观察，初步确定了6人，其中重点放在一个叫杨钦典的看守身上。

最早与杨钦典接触并开展工作的就是陈然。陈然虽原籍江西，但他生于河北香河县，离杨钦典老家郾城县不远，算是同乡。陈然在狱中的浩然正气和在审讯室里的不屈精神，令杨钦典敬佩，加上陈然擅长统战工作，两人一有机会就在一起拉家常、谈乡情，讲社会的种种不公平，讲物价的飞涨、官场的黑暗，陈然的话渐渐打动了这位“尚未烂到心肺的看守”。

“我和陈然是老乡，我值班时他给我做工作，说全国快解放了，叫我今后不要干坏事。共产主义就是人人有饭吃，人人都过幸福生活。人民政府要分土地给劳动人民。我考虑自己也是穷人出身，所以尽量给他们提供方便……”杨钦典在后来的交代材料上这样说。罗广斌在报告中写道：“当屠杀进行时，我们能从杨钦典手中得到牢门的钥匙和一把铁锤，就是由教育争取所得到的一点成功。”

黑牢之中，除了策反工作，手无寸铁的难友们也有属于自己的斗争方式，那就是读书学习。白公馆原来是关情报人员的，后来把政治犯也关在一起。书比较多，什么都有。看书要登记，以检查思想，但大家仍选自己喜欢的书看。

据罗广斌回忆，“由于监视比较严，没法进行集体学习，只能个别读书。陈然专修生物、化学、数学、军事科学和历史，刘国鋕专读历史，王朴专读历史和军事科学。坐牢九年的老同志许晓轩、谭沈明在室中自修英语、俄文，十分精通，一般书籍几乎全读过，在修养上也最好，连特务都尊敬他们。”

渣滓洞中，黑牢诗人蔡梦慰等人组织成立“铁窗诗社”，诗友们发明了狱中的“文房四宝”：纸，是靠大家节约下的如厕手纸；笔，是从厕所篾竹墙壁上扳下的一块块篾片，没有刀便用嘴咬破后再磨尖，然后做成“笔”；墨水的制作更费劲，从破棉袄里扯出一团棉花，再在油灯上点燃后丢进饭碗，等燃烧完变成一团黑灰再兑水。就是用这样的“笔”蘸着棉灰墨汁，蔡梦慰奋笔写下长达250行的《黑牢诗篇》。

《红岩》小说中“老大哥”的原型唐虚谷，在渣滓洞组织“铁窗读书会”，将他早年学习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马列著作背诵给狱友们听。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革命者们仍在孜孜不倦的学习中，期盼着光明和胜利的到来，期盼着有一天能为新中国建设继续贡献力量。

“最后的报告”

对陈然行刑后，心急火燎的敌人加快了屠杀共产党人的动作。半个月后的11月14日，特务打开渣滓洞女牢房的门，提出了江竹筠和李青林。

江竹筠不慌不忙地梳头，脱下囚服，换上蓝色的阴丹士林布旗袍，仿佛要参加一个隆重的典礼。望着伤心的难友，江竹筠坚毅地说：“要勇敢一些，每一个革命者，当他面临最后考验的时候，都应该脸不变色心不跳。”她最后望了望牢房，“同志们，永别了！”随后，扶着断了腿的李青林向外走去。

当日，江竹筠、李青林等30人在歌乐山上的电台岚垭壮烈牺牲。

三个月前，江竹筠通过黄茂才，给监狱外的家人送去一封信，从信中的措辞可以看出，那是江竹筠最后的嘱托：“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云儿”是江竹筠和丈夫彭咏梧的独子彭云。父亲牺牲时，他不满两周岁。母亲就义时，他才三岁多。

前后两批共产党人集中被害，敌人显然已经开始了最后的疯狂。形势紧急，狱中地下党组织决定由胡其芬执笔，化名“吉祥”书写了“最后的报告”，盼“外面朋友”设法布置抢救。这封信由黄茂才送出，转到地下党沙磁区工作组负责人刘康手里，已是11月21日。

刘康一看信，急得要命，马上四处活动筹集经费、动员武装。11月26日，武装营救人员基本动员好了，还差一些环节未落实好，营救方案无法实施。27日下半夜，刘康起来上厕所，突然发现歌乐山红了半边天。他连连跺脚，“糟了！完了！”

大屠杀开始了。

深夜一两点钟，特务们突然走进渣滓洞一间间牢房：“起来，起来，办移交了，各人把衣物都带上。”所有人都被集中在楼下的八间牢房内。忽然，一群端着美式冲锋枪的特务冲进内院。他们迅速站好，把枪口对准签子门。哨声响后，枪就响了。

胡其芬一直在门口观察动静，枪响时，她第一个喊起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口号声、骂声随之响成一片。站在牢门口的张学云，一把抓住门洞伸进来的枪管，想要夺枪。但是弹匣太长，卡着进不来，敌人把他打死了。张学云倒下时，鲜血喷洒在傅伯雍身上，却因此保护了傅伯雍——敌人补枪时以为他已经死了。

这一夜，被屠杀者共计207人，其中185人后来被定为烈士。

在所有人都为牺牲的烈士痛惜哀悼之时，有一个人却来不及悲伤，他就是从白公馆脱险的罗广斌。

地下党员平时做的策反工作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27日夜，特务和军警都去支援渣滓洞了，杨钦典偷偷把牢房钥匙和一把铁锤交给罗广斌，“我先出去看看有没有人，没人的话，我在楼上跺三下脚，你们就跑。”

杨钦典的信号来了，罗广斌打开牢门，带着18个人逃出白公馆。

白公馆生还的19人，再加上渣滓洞脱险的15人，以及身中3枪未死、从尸坑中爬了出来的谭谟，大屠杀中只有这35人活了下来。

12月25日，就在大屠杀后的第28天，从白公馆生还的罗广斌撰写出一份两万多字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上报给中共重庆市委。这份报告详细记载了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始末，以及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发生的真实事情，分为案情发展、叛徒群像、狱中情形、狱中意见等七个章节。

同样脱险的刘德彬，曾和罗广斌一起在脱险同志联络处工作，却不知道这份报告，“我每天晚上都看见老罗趴在地铺上写东西，写什么也不告诉我。”

从白公馆生还后的一个月时间，罗广斌一直在奋笔疾书这份报告，是遇难同志的生命嘱托。

为什么罗广斌一人能掌握那么多狱中情况？这要追溯到他刚被关进渣滓洞时。有一次，罗广斌在禁闭室碰到老上级、被捕前任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的张国维。张国维是个有心人，考虑到罗广斌哥哥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认为他最有可能活着出去，因此交给他一个任务：“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罗广斌牢牢记住了张国维的嘱托，积极结交狱中难友。大家也逐渐信任他，愿意与他交流。

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同志遇难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的难友们纷纷向江姐表示致敬，江姐当天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要求大家对被捕前的情况、被捕时的案情应付以及狱中学习情形进行总结。罗广斌从中又了解了不少信息。

1949年2月，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白公馆里关押的“重犯”中有不少党的干部，思想理论水平较高。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敞开胸襟，直言无忌。既没有思想束缚，也没有空话套话，他们完全凭着对革命的忠贞，披肝沥胆地道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也托付给罗广斌。

最后一章“狱中意见”是报告的核心所在，罗广斌将烈士们生前的思考写成八条意见，交给党组织。重庆党史专家胡康民将其总结成八条嘱托：

1、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2、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3、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4、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5、切勿轻视敌人。

6、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7、严格整党整风。

8、严惩叛徒、特务。

八条嘱托，至今仍振聋发聩、发人深省。《挺进报》事件中，少数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当了叛徒，给地下组织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们的叛变是狱中同志深刻反思的最主要问题，也是最能引起后人共鸣和警醒的地方。“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报告中的这段话一针见血，在今天看来仍值得回味再三。

狱中同志的意见和建议集中起来，就是强烈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注意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眼看着革命组织的被破坏，每个被捕的同志都希望组织上能够提高政治水平，严格地进行整风、整党，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容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的组织里面。”

狱中的共产党员们在预见到国民党政权溃败前夕很可能实行疯狂的大屠杀时，心中惦记的仍然是党的前途和命运。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因为这份初心，这份使命感，这份对于理想、国家、人民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