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窗劲节，生死不磨

插图/傅堃

在歌乐山烈士墓工作人员的印象里，每年的11月27日，这一带都会下雨，就像每一年的清明。

1949年11月27日，185位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血染歌乐山。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只有《红岩》作者罗广斌等35人。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57天，距离重庆解放仅差3天。

那晚，歌乐山细雨霏霏。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中，血色弥漫。

歌乐山烈士墓，掩埋着三百余位烈士忠骨。他们都曾在白公馆、渣滓洞这两座魔窟受尽酷刑，都牺牲于国民党反动派最后的疯狂屠杀。

先烈们并不一定要经历这些，写份自白书，或者仅仅在悔过书上签个字，也许就能活下去。 但他们选择为信仰而死，坚持的根本意义在于对理想和信仰的忠诚。

“此人可靠”

渣滓洞监狱位于歌乐山山脚处，三面环山，一面临沟，地理位置很隐蔽。监狱铁门修在十几级台阶之下，墙头缠绕的电网、院内矗立的岗楼，只有走下台阶时才看得见。

这简直就是一座地狱的大门。

1948年秋末，一个浓眉大眼、身着学生服的小个子年轻人，被推进了渣滓洞监狱的铁门。他就是后来成为《红岩》作者的罗广斌。

站在渣滓洞内院高墙前，几行标语令罗广斌印象深刻，“青春一去不复返，细细想想……认明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迷津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毋怨毋尤！”日后，他将标语一字不差地写进了《红岩》小说中。

标语正对着一栋二层楼房和几间平房，栅栏式的签子门禁锢起18间牢房。透过这样的签子门，三四百位关押在此的革命者，只能看到手掌般大的一块放风坝、箩筛般大的一块天，再有就是电网高墙和墙上的标语。

罗广斌那年24岁，年初刚刚入党，在党组织中还没有承担核心工作，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他起初不知道，出卖他的，正是他的入党批准人、曾任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的叛徒冉益智。

刚入狱的罗广斌，被怀疑、警惕的目光包围着，他还被安排在屋角靠近马桶的地方住。那些目光来自一样被关押在这里的共产党员。

就在1948年4月初，国民党特务破坏了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主办的《挺进报》，冉益智、刘国定，一个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副书记、一个是书记，被捕后先后叛变，使整个重庆中共地下党组织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面前。大逮捕从1948年4月一直持续到9月。据统计，因《挺进报》案而被捕的共133人，甚至牵连到整个四川的地下党组织。

罗广斌被入狱的地下党怀疑，并非毫无缘由。他被捕入狱时，狱中的地下党员们还没有搞清楚党组织被破坏的过程，而罗广斌公开的特殊身份，让他们有怀疑的理由——他是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同父异母的弟弟。

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当时就驻扎在四川，罗广文手握重兵，就连西南地区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也不得不敬他三分。据说，抓捕罗广斌前，徐远举曾找罗广文“商量”:有人供出你弟弟是共产党。罗广文也怕落个“袒护共匪”的罪名，便说:“我这个弟弟从小不服管教，你把他抓去教训一下吧，但一定要保住他的命。”特务们就按照罗广文提供的家庭地址，在成都抓到了罗广斌。

罗广斌后来在一份自传中写道：“刚进牢，只有一个感觉，就是‘度日如年’‘完了’，在大脑的一片混乱中，只还记得老马(马识途)的一句话:不管直接、间接、影响别人被捕，都算犯罪行为！我当时并没有为了人民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绝对明确的意志，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不影响任何朋友。”

凭着这股子义气劲儿，罗广斌在审讯中态度强硬，毫不屈服。特务无奈，带着叛徒冉益智来跟罗广斌对质。罗广斌并不认识来人。冉益智却不着急，慢慢背出一段话:为了反抗家庭对自己婚姻的干涉和压制，1944年离开家庭到昆明西南联大学习读书，在马识途的帮助教育下，参加到“民青社”、“六一社”和抗暴活动……

这不是自己申请入党时所写的自传吗！罗广斌这才相信了，眼前这个人真的就是地下党里主管组织工作的上级领导。这样的人竟然也叛变了！罗广斌又是震惊又是丧气。他不愿再看见冉益智的嘴脸，便朝特务喊了一句:送我回牢房去！一进监牢内院，罗广斌就大喊:冉益智叛变了。徐远举得知此事大为光火，下令给罗广斌戴上一副脚镣，40斤重。

罗广斌起初没有想到，会在狱中再次见到对自己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位共产党人。他之所以能取得难友们的信任，也正是因为这位关键人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渣滓洞脱险志士傅伯雍后来回忆，“是江姐传话出来，说此人可靠。我们才开始跟罗广斌打招呼。”

江姐，正是罗广斌在《红岩》中着墨最多的人物——江雪琴，现实中的江竹筠。她是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对罗广斌脱离家庭、投身革命的经历很了解。她的被捕入狱，比罗广斌早三个月。

毒刑是太小的考验

江竹筠被捕前并不是重庆地下党组织成员，她当时是中共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地区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公开身份是万县地方法院会计室职员，化名江志伟。

1948年1月，江竹筠的丈夫、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彭咏梧在组织武装起义时壮烈牺牲。地下党组织本想将她调回重庆工作，江竹筠拒绝了，继续留在老彭战斗过的地方。

江竹筠被捕，却与重庆地下党组织的叛徒直接相关。

6月14日中午，江竹筠刚刚走出地方法院，忽然被人喊住。来人正是冉益智。在重庆时，江竹筠与冉益智有过联系，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副书记。

江竹筠马上警觉起来：“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冉益智支支吾吾：“三哥……就是老王……他要我来……”

三哥和老王指的都是中共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公开场合这样提及领导人的真实姓名，违背地下工作纪律。江竹筠心知有异，扭头欲走，却被冉益智张臂拦住。几个特务趁机冲过来，把江竹筠当场抓捕。

和江竹筠同一批被捕的还有地下党员刘德彬，他后来和罗广斌、杨益言一起创作了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红岩》即以此为基础。据刘德彬回忆，被捕的当天晚上，江竹筠、李青林等几个女同志就受了重刑，但她们没有吐露一个字。那天晚上，刘德彬最后一个被审讯，亲耳听见特务们不乏敬佩地感慨：“这几个女人真是硬得很，就是不开腔。”

刘德彬同样“硬得很”，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一口咬定自己叫刘浩然，是失学青年，来万县找工作的，没有参加共产党。次日凌晨，特务从水路将他们押送重庆，关进了歌乐山下的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即俗称的渣滓洞监狱。

在那段时间里，重庆及整个四川地区的地下组织遭到大规模破坏，不断有地下党员被捕入狱。监狱的氛围很压抑。眼见着几乎每天都有人被关进来，大家的思想很不稳，人心浮动。

因为江竹筠负责过联络工作，掌握不少重庆地下党人员姓名和联络方式，被捕入狱后，她立即成为监狱特务重点审讯的对象。

江竹筠刚入狱时，“江姐”这个称呼还没有叫开。当特务提审江竹筠时，大家很关注，不知道这位身材瘦小、身高只有1.45米左右的女同志能不能顶住敌人的酷刑。

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档案中，保存有当年对江竹筠审讯问案动刑的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法官张界和特务陆坚如的若干交代材料。

张界交代，“江竹筠被捕后一直不承认有中共组织，而徐远举坚持说她不但有中共组织关系，并且说她地位很重要，究竟是怎样重要地位，而徐始终也没有问出来。”

气急败坏的徐远举对江竹筠施以酷刑。

渣滓洞大屠杀幸存的罗广斌、刘德彬等人曾经对江竹筠受刑情况进行过详细描述：“特务们一点不放松她，戴重镣，坐老虎凳，吊鸭儿浮水，夹手指……极刑拷讯中，她曾经昏死过3次……”

直到傍晚时分，特务才把江竹筠架回牢房。难友们纷纷隔着牢门向外张望。江竹筠的十指血肉模糊，明明白白地显示出她的坚贞不屈。有早与江竹筠熟识的年轻同志情不自禁地喊出一声：“江姐！”从那以后，难友们无论自己的年纪比江竹筠是大是小，都统一喊她“江姐”，对她充满敬意。

1948年10月被捕的盛国玉和江竹筠曾经是同室难友，事隔六十余年后，她仍能回忆起当年的点点滴滴，“我进渣滓洞时，她已经浑身是伤疤，手也残了。每次踩着我的床去上铺，手指都抓不紧，只好吃力地用小手腕去勾住扶手。每当看到这情景，我就一边用手往上推送她上床，一边流泪。”

后来，罗广斌在给党组织的报告中写道:“江竹筠受刑晕死三次，杨虞裳失明月余，李青林腿折残废，是每个被捕的同志所共同景仰的。江竹筠曾说过:‘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在被捕同志们当中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渣滓洞里的斗争士气也陡然一振。

江竹筠在狱中的另一个斗争成果，是成功策反了看守黄茂才。

黄茂才是1948年4月到渣滓洞做看守的，两个月后，江竹筠被关押到这里。登记名册时，黄茂才发现江竹筠是自贡老乡，主动与她攀谈起来。

起初，江竹筠对他怀有戒心，但很快就发现，黄茂才出身贫苦，为人本分和善，对牢狱中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抱有敬佩、同情之心。这之后，江竹筠开始主动接近黄茂才。

在她的开导、劝说、感化下，黄茂才利用管理员的特殊身份，为身陷囹圄的地下党员充当起了秘密信使，狱中和外界信息交换的联络线从此打通了。

遗憾的是，在那场血腥的大屠杀来临前，黄茂才被列入资遣人员名单，离开了渣滓洞，没能在营救行动中发挥作用。他最后的贡献，是送出了以“吉祥”名义写给狱外地下党的最后一封信，希望党组织尽快组织实施营救计划。从“吉祥”的笔迹和几位脱险志士的证词证明，这封信是另一位女牢英雄胡其芬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