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楚平：红四方面军铸就历史铁流与英雄战歌【2】

二、川陕凯歌

1932年10月11日晚，红四方面军2万余人在张国焘、徐向前的率领下，转移外线作战，伺机再杀“回马枪”，打回鄂豫皖根据地。

然而，在数倍于我的敌人重兵追逼之下，部队被迫向西进发，未能实现原先的意图。于匆忙之中开始大撤退、大转移。

历经两个多月时间，红四方面军在没有根据地依托的条件下，与尾追的精锐之敌多次激战，屡历险境，跨过平汉路，奋战漫川关，进入陕南，两过秦岭，北入关中，南跨汉中，强渡汉水，翻过大巴山，转战三千里，于1932年12月进抵四川通江县两河口。“这是一次惊人的退却战。”[15]“先后共歼敌近万人，自己仍有14000多人，占撤出鄂豫皖时总兵力的四分之三。”[16]随后，在两河口至通江县城途中的苦卓坝，张国焘主持召开高级军政干部会议，决定部队行动方针。“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致认为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17]“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来看，川陕边区是我军较理想建立根据地的地方。”[18]从此，红四方面军向通江县、南江县、巴中县展开，开始创建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卓绝斗争。

川陕革命根据地，是在解放通南巴、立定脚跟之后开始创建的。

自1932年12月25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攻占通江县始，我军入川仅一个月，即歼敌3个团，溃敌8个团，解放了通南巴三县城及周围的大部分地区。

转战川北立脚之后，原鄂豫皖革命军事委会改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参谋长曾中生，成立了以旷继勋为主席的川陕省革命委员会的临时权力机关。在西北军委会、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的领导下，分兵广泛发动群众；开仓分粮，平分土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红色政权和群众组织；争取任璋部起义；打击和瓦解土匪队伍；开展陕南游击战争；扩大红军力量和建立地方武装；随之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全面开展根据地的初创工作。

根据地初创之时，蒋介石命令田颂尧在四川军阀杨森、刘存厚等部的配合下，集中38个团6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根据地发动围攻。徐向前等指挥红四方面军“利用险要地势，构筑工事，在积极防御中节节抗击、消耗、迟滞敌人，逐步诱敌深入，待机反攻歼敌，彻底粉碎敌人的围攻。”[19]从1933年2月中旬至6月15日，红四方面军胜利结束反三路围攻作战，歼敌1万余人，俘敌旅长3人及以下官兵1万余人，红军不但收复了通南巴，而且打到了巴中西南的恩阳河地区，前锋进逼仪陇、广元、苍溪县城和万源，使根据地面积扩大到一倍以上，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逾200万，根据地进入了一个巩固和发展的新时期。

川陕革命根据地，是在展开对强敌反复围剿之中不断巩固和发展的。

面对强敌的反复围剿，由徐向前、陈昌浩主持召开红四方面军军事会议，有100多位红军领导干部参加，着重讨论总结三路围攻作战、停止部队内错误肃反、部队整编扩军和训练等问题。同年7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将原来的4个师扩编为４个军，即以第十师扩编为第四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第十一师扩编为第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第十二师扩编为第九军，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第七十三师扩编为第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政委张广才。10月底，又将川东游击军改建为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委杨克明。红四方面军设总指挥部、总政治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兼。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４万人增加到５万余人，大大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

部队扩编完毕，便转入为期三个月的大练兵运动和经常性的政治教育活动。“一个指挥员，不重视练兵，又指望打胜仗，岂非梦想！所谓练兵，一练胆量，二练技术，三练战术，四练行军，五练作风，至少离不开这几项基础的东西。”[20]“练兵热潮，遍及全军的每个角落。声势之大，人数之多，时间之久，前所未有。”[21]扩编练兵、政治教育和作风建设，一切都围绕打仗展开。红四方面军打起仗来，干部层层下放，靠前指挥。方面军的干部下到军，军的干部下到师，师的干部下到团，依此类推，保证每个连以上战斗单位，均有一名上级指挥员在场，以便了解情况，机断专行，鼓舞士气，掌握部队。

我军在练兵，敌军在反复组织围攻，妄图消灭红军，摧毁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以不畏艰难、舍生忘死、顽强克敌的精神，展开了一场场气吞山河的反击围攻、保卫根据地的战役：

1933年8月12日至10月27日，我连连续发动了仪（陇）南（部）战役、营（山）渠（县）战役、宣（汉）达（县）战役，先后歼敌近2万人，缴获长短枪1.2万余支及大量军需物质，沉重打击了敌人，极大地鼓舞了群众，根据地新区

和老区群众形成了参加红军的热潮。

红四方面军连续取得外线进攻的重大胜利，威震全川。1933年秋末，四川“剿匪”总司令在蒋介石的大力支持下，纠集各路军阀势力，先后投入140个团25万兵力，在两个空军队的配合下，从西北的广元起，东至城口的千余里弧线上，形成了对我根据地六路合击围攻。

面对敌军“全川联合，合力对我，兵力众多，装备精良”的新攻势，西北军委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利用川北有利地形，实行收紧阵地、诱敌深入、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积极防御战略战术，指挥川陕根据地军民奋力投入反六路围攻的作战。从1933年11月1日到1934年9月22日，红四方面军与敌军激战10个月，先后实施4次收紧阵地战、2次反击作战以及决战防御和总反攻，粉碎了敌军发动的4期进攻，以伤亡2万人的代价，最终赢得空前巨大的胜利。总计毙伤敌路副司令郝耀庭以下6万余人，俘敌2万余人，打散敌官兵2万左右，缴获长短枪3万余支、各种口径迫击炮100门，击落敌机1架。“反六路围攻，是我们在四川打得最艰苦的一个战役。在红四方面军的历史上，也可以说是战役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战果最辉煌的一个战役。”[22]

川陕革命根据地，是在大力加强各项建设过程中走向辉煌的。

红四方面军入川之后，一手对敌反围攻，一手抓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在党的建设上，坚持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与白区党组织联系一起抓。通过各种途径发展地方党员3万多人，建立和完善了各级党的组织机构，还通过彭杨军政学校、红军大学、省县委党校，加强党员培训，严格组织生活会议制度。川陕省委建立后，在积极做好白区地下党的工作同时，培养了一批新生的并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地方党政干部；组织与领导

了庞大的地方武装和发动数万人参加红军；动员了上百万群众支援前方作战；并组织群众从事工农业生产，保证红军供给。

在政权建设上，党从红军中抽调大批人员组成工作队，奔赴乡村，配合省县革命委员会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组织，制订优待红军家属、专业人才以及公粮、戒烟、婚姻、土地、经济、教育、法庭等一系列政策法令，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审查和批评苏维埃工作，号召根据地人民动员起来，全面彻底实行土地革命，让耕者有其田。

在经济建设上，组织群众发展粮食生产和经济作物；领导各地开办纲厂、锅厂、盐厂、造船厂、兵器制造厂、修配厂、被服厂、织布厂、斗笠厂；成立川陕省工农银行，制造苏维埃货币，统一币制流通，实行工农的低利和无息贷款。各地设立分行，开展借贷，兑换货币及代征税收等业务。

在文化教育上，创办新学校，实行完全免费的普及义务教育，每个村镇开办农民识字班，还开办妇女学校、红色卫生学校和各种类型的职业学校及短期培训班；根据地大部分县、区、乡、村均建立了工人俱务部、农村俱乐部，各地以俱乐部为中心，积极开展各种文化体育活动，大大丰富了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动。同时，把体育和军事训练紧密结合起来，对身心健康、发展生产、提高部队战斗力起到了良好作用。

“镰刀割断旧乾坤，斧头劈出新世界”。川陕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如火如荼，党和红军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才能在川陕根据地舞台上，演出一曲曲胜利的凯歌。川陕根据地东起城口近郊，西抵嘉陵江沿岸，南起营山、达县，北至陕南镇巴、宁强，纵400余里，横500余里，总面积达到4.2万平方公里，人口发展到500余万，拥有8座县城，共建立了22个县和一个特别市的苏维埃政府；直到主力红军渡过嘉陵江西进时，红四方面军达到5个军11个师33个团，共8万多人，加上党政机关人员，总计不下10万之众。“由此，川陕苏区进入了鼎盛发展时期，这也是红四方面军发展史上的新高峰。”[23]

毛泽东曾经在中华苏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对川陕革命根据地作过高度评价：“川陕苏区是杨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这使得蒋介石与四川军阀不得不在红四方面军伟大的胜利面前发抖起来！”（《苏维埃中国》第二期，1957年，第248－2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