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楚平：红四方面军铸就历史铁流与英雄战歌

巍巍大别山，襟长江而带淮河，眺楚湘而望秦蜀，为历代兵家囊取大江南北、逐鹿中原的必争之地。

大别山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全国第二大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发源地。

红四方面军源于黄麻起义和商南、六霍起义的队伍，从鄂豫皖到川陕甘，从一支仅几十人的游击队发展成为8万余人的正规红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中一支劲游。

红四方面军在胜利和失败、进攻和退却、正确路践和错误路线、革命营垒和反革命营垒的曲折而复杂的腥风血雨斗争中，屡胜强敌，迭历险境，百折不挠，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一曲撼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战歌。这曲经典的英雄战歌，激昂雄壮，穿越岁月的风尘，划破历史的长空，历久弥新！

一、大别壮歌

1931年11月7日，鄂东北特区最早的“首府”——黄安七里坪镇，河滩上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红旗如林；部队列队整齐，刀枪林立；周围的田坎、山坡上，聚拢着潮水般前来的人群，热烈庆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此举行成立大会。

七里坪西门外倒水河边宽阔的河滩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在阅兵总指挥王树声陪同下，骑马检阅了3万多人的部队。

红四方面军最初来自大别山的五支红军：

——1927年11月14日，著名黄麻起义爆发后，起义武装组成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大别山区第一支红军从此诞生。1928年1月初，鄂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第七军，同年7月又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

——1929年5月9日，商南起义武装组成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师。

——1930年1月20日，六霍起义游击队组成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师。

193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致鄂豫皖边特委和红三十一师、三十二师、三十三师的指示信，决定将上述三个师集中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原三十一师、三十二师、三十三师改编为红一军的第一、第二、第三师。

——1930年10月18日，红军中央独立第一师第五团行军至黄梅县考田吴祥村与江南阳新和蕲（春）黄（梅）广（济）的红八军第四、五纵队汇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十五军。

1931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在麻城福田河合编为红四军，下辖十师、十一师、十二师。

——1931年10月下旬，成立红二十五军。

在困难当头、敌军压境的严重时刻，鄂豫皖根据地整编队伍，于1931年11月7日成立红四方面军。方面军下辖第四军、第二十五军和彭杨军政干部学校。四军无军部，归方面军总部直接指挥十师、十一师、十二师；二十五军辖七十三师，另有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尚在组建中。

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标志着党领导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预示着下一步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和更残酷的斗争。

从红四方面军成立到1932年10月11日被迫撤离大别山区这段时间，国民党重兵云集，蒋介石先坐镇武汉，将15个师20万兵力集结大别山，发动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经红四方面军和根据地人民奋起反击，展开了一场场声势雄壮而惨烈的“围剿”与反围剿、争夺与反争夺的殊死拼搏战。

黄安战役历时43天，我军采取“围点打援”战术，先后共歼敌1.5余人，其中俘敌师长赵冠英以下近万人，缴枪7千余支，迫击炮10余门。这次胜利，使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等县革命区域连成一片，迫使南线敌人处于守势，不敢向我根据地贸然进犯。

商（城）潢（川）战役不到一个月时间，以先“腰斩”再各个击破的战术，击败优势装备的敌人19个团，共歼敌人4000余人，缴枪2千余支，打断了蒋介石嫡系第二师的“脊梁骨”，汤恩伯因此而被撤职。此战夺取商城，把鄂豫边和皖西两块根据地连接起来了。

商潢战役结束，我军又历时48天，打响了苏家埠战役。此次战役共歼敌3万余人，其中生俘敌总指挥厉式鼎、5个旅长、11个团长及其他官兵2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炮40门、电台4部，击落敌机1架，解放了淠河以东的广大地区，粉碎了敌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部署。

苏家埠大捷之后，组建起红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归属红二十五军，留在皖西活动。红军主力则挥师西进豫南，发起第四个战役——潢（川）光（山）战役。此战役仅用五天时间，共歼敌正规部队8个团和反动民团一部，毙伤俘敌近万人，缴枪7000余支，收复并扩大了潢、光南部根据地。

自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上旬，经过黄安、商潢、苏家埠和潢光四大战役，我军先后共歼敌6万余人，其中成建制被歼的敌正规军近40个团，使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计划被彻底粉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及其它各项建设得到迅猛发展。

鄂豫皖根据地东起淠河，西迄平汉路，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今武穴），总面积达到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50余万人，拥有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邱5座县城，建立了26个县的革命政权，县以下各级苏维埃政权也都比较健全和完善。

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主力部队达到2个军6个师，还建立了4个独立团和1个少共国际团，总兵力达到4.5万余人。各县独立师、游击队和赤卫军等地方武装发展到了20余万人。

鄂豫皖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和财税制度、土地改革等方面的工作如火如荼，“形成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排在中央苏区之后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对中央苏区在战略上给予了重要的配合和支持，对根据地内的广大人民生活给予了很大的改善，壮大了红军和革命群众”，“开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模式。”[1]“这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的极盛时期。”[2]

红四方面军战斗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处在国民党统治的咽喉，东临津浦路，西扼京汉路，北踞陇海路，南逼长江，虎视武汉，威震南京，严重威胁国民党统治的中心，成为敌人投入大量兵力反复围攻的一个主要目标。

在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完全失败的9个月之后，蒋介石在武汉成立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下达“作战指导大纲”，并亲任“剿匪”总司令，调集其“王牌”军26个师又7个旅和4个航空队等30多万兵力，投入90%以上的黄埔嫡系精锐于一战场，这是蒋介石毕生经历中绝无仅有的，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施前所未有的疯狂的第四次“围剿”，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妄图一举歼灭红军，彻底摧毁根据地。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面前，张国焘先是被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冲昏头脑，大敌当前，毫不进行必要的准备；后是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方针，坚持不停顿地与敌人主力正面进攻，大大疲惫和消耗了自己的有生力量。红军在黄安冯寿山、七里坪与敌激战中，予以重创，但未根本扭转战局。紧接着在胡山寨、西面山、金兰山与敌激战，被迫转移皖西。此时新集、商城、罗山等地相继失守，根据地中心区域已被敌人占领，主力红军由4.5万人减至2万余人，“我军处在方园几十里的弹丸之地，四面临敌，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3]

1932年10月10日晚，张国焘在黄安西北的黄柴畈召开中央分局紧急议决定：留下七十四、七十五两个师与各独立师团，由沈泽民、吴焕先、王平章、徐海东、高敬亭等带领在根据地坚持斗争；方面军总部率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及少共国际团，跳出敌军重兵包围，到平汉线以西作战，主力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标志第四次反“围剿”失败。

红四方面军撤离后，敌人对鄂豫皖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敌军所到地，血流遍地，店舍成墟，成千上万的群众被屠杀，或被关进监牢，妇女大批被蹂躏和被掳掠卖于外地”[4]，根据地许多村庄一片瓦砾，十室九空，成为无人区。李先念曾经说：“我家那个县红安，当时有58万人，抗日战争时我回去了一趟，剩下二十几万人，没有哪一家不死人的。我家就死了好几个。”

在如此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党领导的根据地群众仍然英勇不屈，前赴后继。“留下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又重建红二十五军，与敌人在大别山周旋，粉碎了一次又一次的‘清剿’、‘追剿’‘驻剿’和‘围剿’”。[5]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转移长征后，在根据地党组织和高敬亭的领导下，又重新组建了红二十八军，成为南方八省老革命根据地中唯一成建制的红军部队，坚持了大别山区的三年游击战争，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清剿”和“围剿”，扩大了游击根据地，一直坚持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成为新四军实力最强的支队，开赴皖

西后改为第二师。“留守七里坪的部分，又发展成为新四军第五师的一支劲旅”[6]。“从黄麻起义到东进抗日，整整10年，大别山的革命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革命的红旗，始终在大别山上高高飘扬。”[7]而红四方面军根系大别山，其军魂、军威、军殇、军情，汇成根据地至今经久不衰而恢宏的壮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