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楚平：红四方面军铸就历史铁流与英雄战歌【3】

三、长征泣歌

长期的战争消耗、“左”的政策种下的苦果、蒋介石部署200个团兵力的“川陕合剿”、策应转战中的中央红军，这几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迫使红四方面军不得不离开战斗27个月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踏上了极为艰难曲折的长征之路。

红四方面军长征路线（不包括入川之前和西征之后）：

川陕根据地—强渡嘉陵江—四川茂县—四川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四川松潘—西康甘孜—甘肃会宁）（与红一、二方面军胜利会师）。

从嘉陵江边出发到会宁，地图上直线距离不到1000华里，可这一长征却用了一年半时间，在川、康、甘、青四省曲折反复往返，三过雪山，三过草地，“大小战斗千百次”[24]。

行程万余里，历经了冲破“会剿”的泣血之战、“北上”与“南下”的泣血之争、三过雪山草地的泣血之苦、柳暗花明的会师之欢，这一切汇成一曲令人触目惊心的泣血长歌。

嘉陵江畔，国民党为阻止红四方面军西渡，以53个团的兵力布防在约600里长的嘉陵江西岸一线，企图一举将红军置于“会剿”死地。

1935年3月28日晚9时许，近10万头戴斗笠的红四方面军奔赴嘉陵江边。在担任渡江主攻部队的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指挥下，从塔山湾主渡口，秘密将红军造船厂建造的75只“五板子”船轻轻推入江中，强渡抢滩，撕开了四川军阀的西岸防守。敌炮轰鸣，江浪冲天，船工和船上的男女红军战士有的中弹牺牲，被江水冲走，有的爬上船来将中弹之身的肠子塞进肚里，继续撑船，冲向对岸。随之，一队队人马往返渡过。与此同时，我左翼第三十军、第九军，也在鸳溪口和涧溪口直插嘉陵江西岸。

红军渡江后，兵分两路，一路由阆中直逼南部，一路由徐向前亲自率领直逼剑阁、广元、昭化、剑门关，红军连战连捷，势如破竹，一天纵深挺进七十里。自3月28日至4月21日24天内，连克阆中、南部、昭化、梓橦 、青山、平武、彰明、彰明、北川等9座县城，歼敌12个团、1万多人，占领了嘉陵江至涪江之间的二三百平方公里的区域。“这次战役，是方面军战史上一次大规模强渡江河的模范战例。”[25]实现了“强渡嘉陵江、迎接党中央”的目标，为中央红军入川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强渡嘉陵江后，由于张国焘的犹豫徘徊，丧失了进击甘南的战机，使“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的“川陕甘计划”流产。

随后，红四方面军突破土门，占领茂县，西进理香，直逼汶川，前锋部队抵达懋功。

1935年6月13日，红一、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胜利会师在夹金山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抵懋功，会见了李先念同志。部队驻地一片欢腾。四方面军各部队将慰问品集中起来，赶着牲口，一批送往会师地区。”[26]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使蒋介石企图各个击破红军力量的计划，彻底破灭。

懋功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不久，张国焘与党中央首先就战略行动方针问题发生分歧。

党中央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动全国的抗日民主运动。

张国焘却极力鼓吹他的南下主张，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压力。

为解决“北上”与“南下”的分歧，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川陕甘苏区。”为团结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一道北上，中央常委会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委副主席，以解决两军会合后统一指挥，为实现北上战略方针提供组织保证。中革军委还将红军分为左、右路军分路北上。此后，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抵达毛儿盖，等待红四方面军到来协同执行

《松藩战役计划》，打通北上甘南的道路。

然而，张国焘不听党中央指挥，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另一方面借机向党中央要权，并策动一部分人向党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

7月中旬，中央常委会紧急商量“人事问题”。张闻天表示，可以将总书记一职让予张国焘。毛泽东坚决提出“此职不能让”。经商议，周恩来同志将他担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让予张国焘。

8月15日，中央致电张国焘，要求“红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经班佑北上，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而张国焘还是不肯执行，并对右路军中坚决拥护中央方针的朱德、刘伯承极力加以排斥。

史料记载，8月24日至9月14日，中央连发7封电报，催促左路军北上。但张国焘仍一意孤行，根本不听中央劝说，再次表示反对北上，坚持南下。

从6月26日的两河口会议，到7月18日的芦花会议，到8月4日的沙窝会议，再到8月20日毛儿盖会议，将近60天的日子里，中央一直委曲求全，顾全大局，步步退让，“除对党的路线坚持原则外，其余均向他让步。”

在一再让步而还是不能达到团结统一的目的后，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举行扩大会议，坚决通过了《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为继续教育争取张国焘，此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未向党内公开。

但是，张国焘怙恶不悛，坚持错误。10月5日，他公然在四川里番卓本雕另立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消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12月15日，他狂妄地要求中共中央“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只能称北方局、中华苏维埃政府，红一方面军也只能称陕甘政府和北路军。至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动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就在此次会议上，朱德讲：“大局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28]

徐向前当时也对张国焘讲：“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29]

李先念后来也谈到：“我一生最苦恼的一是张国焘分裂党中央；一是在西路军。”[30]

1936年1月16日、22日、24日，张浩以张国焘熟悉的名字“林育英”、用共产国际代表身份三次给张国焘发电报劝说他以大局为重，1936年7月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到达甘孜地区，造成了对张国焘斗争的强大压力。

与此同时，在红四方面军南下过程中，随着战局的推移，战斗越来越困难，处境越来越恶劣，方面军内部对张国焘的怀疑和抵制的情绪也越来越高涨。

红四方面军第三次穿越在茫茫数百里的草地上，翻越海拔4400米以上的雪山5座，历经种种艰苦和重重困难，战士冻死、饿死、病死的不少，部队不断减员。加之百丈恶战伤亡近万人，“也是张国焘南下方针碰壁的主要标志”。[30]张国焘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的梦想在实践中遭到重挫。红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10万之众，损失到只剩下4万余人，军队元气大伤。

在大势所趋、军心所向的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而称“西北局”；1936年7月初，不得不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10日，红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三大主力红军胜利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万里长征，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揭开了中国革命史上新的一页。

党中央仍然不咎既往，批准任命张国焘为西北局书记，“三个方面军由朱德、张国焘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根据中央军委意图统一指挥。”[31]

“毛泽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