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以來 和平發展道路的新進展

共享發展機遇，加強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周邊國家的務實合作

中國同廣大發展中國家命運與共。加強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是中國外交的基本立足點。2003年6月，在瑞士洛桑會見發展中國家領導人時，胡錦濤就指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員，長期以來在許多方面得到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支持。中國珍視同發展中國家的信任和合作，始終把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友好合作作為中國外交政策的基石。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中國將始終堅定地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站在一起。”

十六大以來，中國進一步加強了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務實合作，與他們共享發展機遇，共謀發展新路。

2005年9月，中國政府在聯合國發展籌資高級別會議上宣布了一系列重要舉措，包括：決定給予所有同中國建交的三十九個最不發達國家部分商品零關稅待遇、三年內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一百億美元優惠貸款等。

2006年11月3日至5日，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成功舉辦。中國領導人和來自非洲四十八個國家的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或代表相聚北京，代表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共商和平、發展、合作大計。胡錦濤在峰會開幕式上全面闡述了中非發展相互關系始終堅持的真誠友好、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共同發展的原則，提出為進一步發展中非新型戰略伙伴關系：中非合作的五大領域，並宣布了促進中非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更高層次上合作的八項政策措施：擴大對非援助規模，到2009年使中國對非洲國家的援助規模比2006年增加一倍﹔三年內向非洲國家提供三十億美優惠貸款和二十億美元的優惠出口買方信貸﹔設立總額達五十億美元的中非發展基金﹔援助建設非洲聯盟會議中心﹔派遣一百名高級農業技術專家，援助建設三十所醫院……，這些實實在在的舉措都代表了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深情厚意，贏得了與會非洲國家領導人和代表的認同和贊揚。

這是中非領導人之間規模空前、規格空前的一次集體對話，參與國家之多，與會代表團級別之高，顯示了中非牢不可破的傳統友誼，也反映出與會各國對發展中非新型戰略伙伴關系的殷切期望。

《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宣言》宣布中非建立和發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經濟上合作共贏、文化上交流互鑒”的“中非新型戰略伙伴關系”，體現了中非攜手探索共同發展新路的集體智慧，也成為中國構筑持久和平、共同繁榮和諧世界的外交理念的一次成功實踐。

2009年，中國政府在中非合作論壇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進一步推出了包括 “中非科技伙伴計劃”在內的八項援助和合作舉措。2010年，中國政府在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高級別會議上再次宣布了推動發展中國家民生事業發展，減免最不發達國家債務，深化與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合作，拓展與發展中國家的經貿關系，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合作，幫助發展中國家開發人力資源等六項舉措。這些舉措有力地促進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繁榮進步，也為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發展是增進人民福祉、促進社會進步的根本途徑。隻有攜手合作、共享機遇、共同發展，世界才能真正實現和平、穩定、繁榮。這種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堅定信念和真誠願望同樣並且首先適用於周邊國家。

加強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促進區域合作，是中國對外政策的重要基石。十六大以來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繼續奉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和“睦鄰、安鄰、富鄰”的周邊外交政策，堅定不移地發展同周邊國家長期穩定的友好合作關系。

中國積極參與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東盟與中日韓（10＋3）領導人會議、東亞峰會、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中亞區域經濟合作、“大圖們倡議”等區域和次區域經濟合作機制，與周邊國家和地區建立和發展了多種形式的邊境經濟貿易合作。

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協定全面實施，百分之九十的商品實現零關稅，中國與東盟各自有特色和競爭力的商品自由進入對方市場，適應了雙方多方面的需求，有力地推動了雙邊貿易迅速增長。

中國倡議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2010年，中國與十個自由貿易協定或緊密經貿關系安排伙伴（東盟、巴基斯坦、智利、新加坡、新西蘭、秘魯、哥斯達黎加、中國香港、中國澳門、中國台灣）的雙邊貨物貿易總額達到七千八百二十六億美元，超過了中國進出口總額的四分之一。

上海合作組織，是在中國的倡議下建立起來的。人口超過十五億、面積佔整個歐亞大陸的百分之六十、石油儲量佔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五多、天然氣百分之三十、已探明的鈾儲量百分之五十、2010年底黃金外匯儲備超過三點六萬億美元，上合組織有著巨大的合作潛力。2003年以來，胡錦濤先后十二次出席上合組織領導人峰會，切實推動把合作的潛力轉化為合作的成果，推動區域合作不斷深化。目前，把上海合作組織建設成為和諧和睦的家園、地區安全穩定的有力保障、地區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量、開展國際交往、擴大國際影響力的有效平台，已經成為上合組織成員國的共識。

中國用自己的行動表明，中國的發展給周邊國家帶來的不是威脅，而是機遇。

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等挑戰，維護全人類共同利益，展現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形象

發展中國家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難免會遇到更多的困難、挑戰甚至是阻撓。國際社會對這些快速發展的國家也有著更多的期待。這些國家能不能在維護自己正當權益的同時，與國際社會一道共同應對人類面臨的挑戰，是衡量其國際責任感的重要尺度。在紛繁復雜的國際事務中能否處理好這個問題，也是對一個國家外交能力的考驗。

進入二十一世紀，在應對傳統安全挑戰的同時，非傳統安全的挑戰也不期而至。隨著全球工業化進程快速持續推進，氣候變暖開始嚴重影響全球的環境，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構成嚴重挑戰。從2007年起，氣候問題赫然成為國際場合最突出的議題。1月，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它被列為超過恐怖主義、巴以沖突、伊拉克戰爭等問題的最主要問題﹔4月，聯合國大會討論了氣候問題﹔6月，G8會議再次把氣候問題作為主要議題﹔接下來，9月的APEC第十五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和聯合國大會、11月的中歐首腦會議以及12月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無不將氣候問題作為重要議題。

出於自身發展的需要，也出於制約我國等發展中大國發展的深層次考慮，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極力推動制定全球減排定量目標，將氣候變化問題作為獲取競爭新優勢的手段。

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問題，氣候問題事關中國的可持續發展，事關中國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國家根本利益，事關中國發展的國際環境。中國利用各種多邊場合全面闡述有關立場和主張，表明我們願與國際社會一道應對氣候變化挑戰的堅定決心。2007年胡錦濤先后在發展中五國領導人會晤及八國集團同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對話會議上全面深入闡述了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等問題上的立場和主張，並提出了具體、務實的合作建議。

胡錦濤指出：“在現階段對發展中國家提出強制性減排要求是不合適的。同時，發展中國家也應該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根據自身情況採取措施，為促進全球可持續發展作出積極貢獻。國際社會要加強合作，幫助更多國家走上既能保護生態環境、又能實現發展目標的清潔發展之路。”

胡錦濤強調：氣候變化是環境問題，但歸根結底是發展問題。應該在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堅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的核心機制和主渠道地位，遵循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通過廣泛開展國際合作，積極加以應對。應該不斷提高技術水平，努力建立適應可持續發展要求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推動綠色增長，發展循環經濟，保護我們的家園，保護全球環境。胡錦濤還向世界各國介紹了我國政府在節能降耗、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等方面採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努力，指出：“我們這樣做，既是對本國人民負責，也是對全球可持續發展事業的貢獻。”中國在氣候問題上顯示出的積極、建設性和負責任的態度受到各方的積極評價。

2009年9月22日，胡錦濤在聯合國談到攜手應對氣候變化挑戰時明確指出：“實現互利共贏是目標。氣候變化沒有國界。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應對這一挑戰，需要國際社會同舟共濟、齊心協力。支持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既是發達國家應盡的責任，也符合發達國家長遠利益。我們應該樹立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的觀念，努力實現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雙贏，實現各國利益和全人類利益共贏。

氣候變化問題是在發展進程中出現的，應該在可持續發展框架下解決。隻有各方不斷提高技術水平，積極建立適應可持續發展要求的生產和消費模式，才能從根本上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2011年11月22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2011）》白皮書，向世界宣示：“在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進程中，中國清醒認識到氣候變化帶來的嚴峻挑戰。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中國將從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的特征出發，堅定不移地走可持續發展道路，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作出更大的貢獻。”

中國在應對氣候問題上堅定的原則立場和務實合作的態度，向世界充分展現了一個發展中大國的真誠胸懷和負責任的形象。

與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一樣，在糧食安全、核不擴散、安全反恐、公共衛生、減少貧困等事關人類前途命運的問題上，在朝鮮半島無核化、伊朗核問題、達爾富爾問題、敘利亞問題等地區熱點中，中國都積極參與，推動解決，發揮建設性作用。世界都切實感受到了這份厚重的中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