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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中央為什麼要在13日開會
數小時后，中共中央舉行13日會議，“恩來日內即去”西安也被迫取消。或許由於對原先的決定印象深刻，張國燾在回憶中誤以為“周恩來於十三日抵達西安”（張國燾：《我的回憶》（下），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78頁。）。究其原因很簡單：13日凌晨4時前中共中央作出一系列決策之時，對蘇聯的態度一無所知﹔蘇聯的回電大出意料之外，使得中共中央不得不召開緊急會議，重新商討對策。
這是一份“斯大林親自起草的給中共中央的回電”（魚汲勝：《共產國際、蘇聯及各國對西安事變的反應大事記》，《理論導刊》1986年第11期。）。“根據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馬貴凡的說法，‘莫斯科回電’確有其物。他在時任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工作人員郭紹棠的俄文版回憶錄中找到了佐証。按照郭紹棠的回憶，1936年12月13日也就是西安事變發生第二天，共產國際執委會從莫斯科向中共復電。” （《莫斯科電報有沒有起作用？》，《北京日報》2006年12月11日。）
對斯大林的回電，張國燾回憶“於十三日的晚間到達了”（ 張國燾：《我的回憶》（下），第477頁。），這應當是張國燾的回憶出了差錯，即把13日天亮前的黑夜，誤記為13日的晚間，筆者的理由有二：
一是蘇聯反對西安事變的態度是在13日晨公開宣布的。按照慣例，涉及中共中央的重大對華政策，蘇聯總會事先通氣。莫斯科不大可能顛倒組織程序，先在報刊上公開譴責事變再通知中共中央，更不可能在中共中央12日24時、13日凌晨4時兩次要求蘇聯“速告”時，並冒著蔣介石隨時可能送命的巨大風險，拖延整整一天到13日深夜才給中共中央復電。
二是宋慶齡13日對西安事變的態度發生了轉變。宋慶齡當時負責向中共中央轉達斯大林的電報：“12日，宋慶齡幾乎是毫無保留地支持張學良，13日白天她卻要去西安勸張釋蔣。” （畢萬聞：《斯大林宋慶齡與西安事變》，《社會科學戰線》1994年第5期。）宋慶齡突然改變立場，與斯大林13日凌晨4時后的電報及中共中央13日白天的會議，在時間上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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