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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的態度是：“在軍事上我們要准備打，但在政治上不與南京政府對立。要在實際工作中起領導作用，深入發動群眾，以群眾團體名義歡迎各方代表來西安參加救國會議。”（《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39頁。）周恩來的發言既強調“不與南京政府對立”，又強調西安“起領導作用”，對是否“除蔣”介乎於毛澤東、張聞天之間。
會議最大的分歧是對蔣介石的處置。毛澤東在會上“要求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公審”，認為“把蔣除掉，無論在哪方面，都有好處”。“當時有幾位同志發言都曾經設想過把蔣介石的個人罪行同南京政府加以分開，即使不得已‘除’了蔣，還是要更好地把南京爭取到抗日方面來。”（張培森、程中原、曾彥修：《張聞天與西安事變》，《黨的文獻》1988年第3期。）
必須指出的是，因事發突然，會議難有共識實屬正常，而隨著事態的發展，中共中央也就逐步統一了思想。但在最初幾天裡，一時還無法消除分歧。14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及紅軍各方面軍負責人等聯名致電張學良、楊虎城：“表示紅軍及全蘇區人民堅決贊助二將軍領導之革命事業。”（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161頁。） 15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及紅軍各方面軍負責人等又聯名發表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政府公開電，其中堅決要求“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紅軍將領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193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第320頁。）。由於張聞天、博古既不同意也不簽名，這兩份重要電報沒有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而以個人的名義發表。
在斯大林的巨大壓力、繼續支持張學良與堅持“除蔣”之間取得平衡，中共中央幾乎竭盡全力。周恩來后來說：“我們整整一個星期沒有睡覺，力圖作出決定”，“這是我們一生中最難作出的決定。”（〔美〕埃德加•斯諾：《紅色中華散記》，奚博銓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頁。）劉少奇事后談到這個問題時說：“在西安事變中我們雖然執行了正確的政策，但發生很大的動搖，在政治上引起了極大的紛亂與廣大群眾對我們的誤解。”（劉少奇：《關於過去白區工作給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六大以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8頁。）
對13日會議，馬貴凡認為，盡管“收到了‘莫斯科回電’，中共中央經過研究還是堅持了既定方針”（《莫斯科電報有沒有起作用？》，《北京日報》2006年12月11日。），會議雖然沒有達成完全共識，但頂住了巨大壓力繼續支持西安事變。就此而言，中共中央13日會議的獨立自主精神是顯而易見的。
〔作者陸旸，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講師﹔孫果達，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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