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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階級”概念與革命語境下的階級劃分
在風雲變幻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鑒於政治時局的變化，中國共產黨不得不從確定革命階級主體出發，又劃分出社會的不同階級陣營，以便依據中國革命的實際需要，來不斷獲得革命的力量。在這個過程中，如何確認“階級”概念的指涉邊界，就成了黨的意識形態的重心。
1928年中共六大通過的《政治議決案》曾強調：“中國革命現在的階段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而在此階段中，“革命動力只是工農”，並且，要使革命進行到底，就要“反對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因為民族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走到帝國主義豪紳地主的反革命營壘”裡去了。這裡的革命階級主體所指的是農民，而其中主要“是貧農，中農是鞏固的同盟者”，至於富農，則強調“故意加緊反對富農的斗爭是不對的，……但是並不是說要拋棄對於富農半地主的階級斗爭”。（《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98—300、322頁。）此時正是社會性質問題論戰發動之際，論戰中也有人認為“富農是反革命，中農是中間動搖的分子，隻有雇農貧農是革命的柱石”，因此，應該採取“聯合貧農使中農中立反對富農”的策略路線。 （《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高軍編（《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資料選輯）（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頁。）由此可見，在1930年前后的幾年裡，對於農民這個階級，黨內對其“階級”的成分及其性質的判斷，是存在較大分歧的。這種分歧顯然源自於黨內對“階級”概念認知的差異性。
“階級”概念認知的差異性，同樣存在於對民族資產階級的評價上。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就認為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不成熟的階級，在政治生活中沒有獨立地位。甚至直到后來對民族資產階級採取聯合政策時，仍舊有人對民族資產階級持懷疑態度，認為：“民族資產階級，當然恐怖工農運動，所以革命運動越發向前進，他們的恐怖也越發加強。如果革命運動對象集中在帝國主義，他們還勉強保持著中立的態度，到了革命運動轉到他們身上來，他們就手忙腳亂，跑到帝國主義的懷抱裡去了。” （杜魯人：《中國經濟讀本》，高軍編《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資料選輯）（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48頁。）然而，中共盡管對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性心存疑慮，但也不得不承認“民族資產階級在最近幾年的發展中，在全國政治生活中已經取得了有力的地位，至少在最近的期間以內他成了現在一切政治事變的主要動力之一”（《中央通告第三十三號——軍閥戰爭的形勢與我們黨的任務》，《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第58頁。）。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現實也使中共看到，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想要維護自己階級的利益，要發展民族資本，必然會與帝國主義買辦地主階級的利益發生沖突。因此，這個階級在某種程度上有一定的革命性。
大革命失敗后，黨內對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同樣產生過懷疑，但也有一部分人認為資產階級並非完全不革命了。例如，毛澤東就認為至少還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是可能參加革命的，這是觀察當時中國革命性質所得出的一個看法，因此，他才會得出結論說：“中國迫切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頁。）但是，共產國際對中共所認為的資產階級具有革命性提出了批評，認為中共“夸大中國資產階級的斗爭意志和戰斗能力，乃是錯誤的”（《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2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5頁。）。后來黨內出現了托派，他們堅持中國已經是資本主義國家、是資產階級執政的觀點。中共卻改變了對蔣介石及其南京國民政府的態度，由以前將其看作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改為只是買辦地主階級的代言人。尤其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中共對國民黨一度稱呼為“走狗”，因為“在帝國主義者一致向全中國民眾進攻的狀況之下，統治中國的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完全表示出了它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與工具” （《中國共產黨為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一致壓迫與屠殺中國革命民眾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第432頁。）。這樣，中共把資產階級排除在革命的大門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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