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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20世紀20年代，“階級”概念已被中國共產黨大量用於分析中國社會。后來擴大到以“階級意識”來分析問題，如反對“非無產階級意識”。到了三四十年代，特別是由於抗日戰爭中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復雜交織的局勢，為適應中國革命發展和黨的革命理論發展的需要，“階級”概念被擴大到分析中國社會的各個具體階層，及其在中國革命運動不同階段的地位與作用。尤其是對民族資產階級的認識和判斷，因時局的不斷發展變化而多次改變。由此中共逐漸建構起一套針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意識形態分析理論。同時，“階級”概念擴展到黨內，成為思想斗爭的理論武器。這樣，“階級”概念不但包含了實體性“階級”本身，而且包含了“意識”意義上的“階級”。以“階級”概念為分析起點的階級理論，構成了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鍵詞﹞ 20世紀三四十年代﹔“階級”概念﹔“階級意識”﹔意識形態
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國際上法西斯主義勢力不斷膨脹，世界局勢風雲變幻﹔而中國國內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隨著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日益加深變得更加復雜。中國共產黨在各種矛盾錯綜交織的時局下，通過分析和處理社會各個階級或階層關系，逐步形成一套以“階級”概念為核心的意識形態理論。這套理論的形成，將“階級”概念由原來的政治、經濟層面的含義擴展到了思想意識層面，其運用范圍也從黨外擴展到了黨內。
一、“階級”概念與“階級意識”
作為一個極其重要的社會分析概念，“階級”這個外來詞匯，在中國的清末民初才開始被國人使用。中國本土化的“階級”概念，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指經濟層面上的含義，而是指涉了經濟與政治的相互聯系，這是“階級”概念在中國近代以來思想界使用中的一個特點。1905年，朱執信在《民報》第五號發表名為《論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並行》的文章，以俄國的階級狀況為例指出：“俄國之經濟制度，尚未脫封建時代之狀態，其挾經濟上勢力者，大抵為貴族、僧侶、地主，而是三者固皆有政治上勢力之階級也。” （《朱執信集》上集，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61頁。）在這段話中，“階級”這個概念已觸及了政治層面上的含義，意味著“階級”一詞開始成為政治分析的用語。在隨后的一二十年裡，李大釗、陳望道等也相繼採用“階級”概念的經濟和政治含義來分析中國社會問題。1919年，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全面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其中提到：“后來屬於一階級的，知道他們對於別的階級，到底是立於不相容的地位，階級競爭是他們不能避的運命，就是有了階級的自覺，階級間就起了競爭。”（《李大釗文集》下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頁。）“階級的自覺”、“階級競爭”等的提法，表明“階級”概念又包容了政治與意識的含義。在20世紀20年代思想理論界，普遍認同“階級”概念的經濟與政治的雙重含義，以至於一本社會科學詞典這樣描述“階級”的特征：“階級的特征是牠的構成各員關於共通的經濟利害互相團結的，全體講來對於國家全體收入的分配是和他們斗爭的他的階級是對立的。為了階級利害的維持和增大的對抗，就發生政治的對抗了。因此階級就可用下列的說法：——階級是由經濟的及政治的利害的共通而結合的集團。” （高希聖等編《社會科學大詞典》，世界書局1929年版，第640—641頁。）詞典中的概念定義，代表的是這個時代的思想與知識的綜合，它在一般意義上，是這個時代社會思想的共同認知。
從經濟與政治含義上觀察“階級”的構成，是中共早期理論的一種特色。1925年毛澤東曾對中國社會的各階級進行分析，他的依據就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頁。）。毛澤東雖然沒有對“階級”概念作出明確的定義，但這裡的“地位”與“態度”指涉，已經意味著毛澤東觀察到，“階級”概念主要由經濟與政治兩種要素所構成。建立在這種理論認知基礎上，再結合中國社會的實際，毛澤東將中國社會階層劃分出“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等幾種階級成分。毛澤東對於其中每一種“階級”的分析，都科學地使用與“階級”內涵相關的概念，如“生產關系”、“生產力”、“帝國主義”、“半殖民地”等等。實際上，任何一個概念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它必定要與周邊的概念共存，並且也隻能在這種共存關系中才能被理解，毛澤東的分析顯然體現了這種理論邏輯。毛澤東的這種“階級”分析，在中共早期理論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它不但為中國革命的性質、力量、對象等提供了理論指導，而且也對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在中國的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
隨著中國革命的發展和黨內政治與思想格局的變化，“階級”概念的使用又被賦予了“意識”的特征，顯示“階級”這個概念在實際運用中內涵的充實與提升。關於“階級意識”，李達曾這樣論述：“無產階級感於生活之壓迫，發生階級的自覺，因而產生階級的意識。資本階級之社會意識反社會之趨向增大，而無產者階級意識社會化之趨向亦因而增大，潮流所激，資本階級雖然欲借政治權力以維持有利之社會意識，而新社會意識非取而代之不止也。”（《李達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4頁。）后期創造社成員曾對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做過大量的研究。1928年彭康在評論科學與人生觀論戰時就認為，對科玄論戰雙方的批判應該在“‘普羅列搭利亞特’意識之下，用辯証法的唯物論和唯物史觀的倫理來做根據”（彭康：《科學與人生觀——近幾年來中國思想界底總結算》，《文化批判》第2號，1928年2月15日。）。創造社刊物《文化批判》曾對“階級意識”下了這樣的定義：“同屬於一個階級的人們，雖然也有貧富的等差，但其收入的源泉與獲得生活資料的式樣卻是一樣的。因這種經濟的物質條件，階級的構成員明白在同一的階級內，他們底利害關系是一致，而且要與在經濟的關系上完全相反的階級抵抗，更非鞏固地團結不可。這種對於共同利害的自覺，對於他階級的反目的自覺，稱為階級意識。”（同人：《階級意識》，《文化批判》第4號， 1928年4月15日。） 顯然，后期創造社成員對“階級”這個概念的理解，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准。他們原本就是一個積極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群體，后來大多數成員又加入了中共領導的“左聯”。他們關於“階級意識”的觀點，是中共階級意識形態理論在文化陣線上的表現。
這些涉及“階級意識”的論述，對此后中共階級理論的演變帶來了影響。1929年，左翼作家林伯修在談到普羅文學（即無產階級文學）的大眾化問題時，認為“普羅文學底大眾化，固然要使大眾愛護，但不是一味在討他們的‘歡喜’而隻管去追隨他們”，這是因為“他們的意識，除開一部分覺醒的人們以外，不是受了資產階級的意德沃羅基（即意識形態——引者注）底支配，就是自然成長性的階級意識底緣故”（林伯修：《一九二九年急待解決的幾個關於文藝的問題》，上海文藝出版社編《中國新文學大系》第1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頁。）。1930年，何大白從文學階級性的角度強調：“一個文學的作品，是代表一個階級的一種意德沃羅基的。”（何大白：《中國新興文學的意義》，上海文藝出版社編《中國新文學大系》第1集，第374頁。）何大白與林伯修的觀點不謀而合，在“階級”概念經歷經濟學、政治學闡釋之后，又把“階級”概念的含義引入意識形態的層面。對“階級意識”的分析，在“階級”概念的意義生成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因為，這種分析意味著“階級”這個概念，已從原初的經濟或政治含義，演化為文化意識上的含義，使得后來“階級”概念可能用於對思想問題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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