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十二月會議”上毛澤東的“孤立”
在聽取張聞天的報告和王明的發言后，會議進行討論，“討論中許多同志在一時難以分辨是非的情況下，不同程度地同意和擁護了王明的主張”（參見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修訂本）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5頁。）。
與王明一起回國的康生在發言中說，現在要內部團結，須提出下列口號：擁護蔣委員長繼續領導全國抗日，擁護中央政府繼續抗日，共產黨要幫助國民黨改造軍隊，幫助國民黨購買軍火，幫助蔣介石創設軍事工業。關於片面抗戰與全面抗戰，今后最好不用，現在最好都用反日民族自衛戰爭，不用反日民族革命戰爭。（參見張樹軍、齊生主編《中國共產黨八十年重大會議實錄》上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頁。）也有一些同志從局部情況出發，認為由於沒有實行抗日高於一切的原則，而把獨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黨內、軍內和各地都有不利於抗戰，不利於統一戰線的思想、言論及行動。
由於王明在報告中點了劉少奇的名，說他的“小冊子提得太多”，所以劉“在會上受到了許多人點名或不點名的批評”（參見《劉少奇傳》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00頁。） 。12月12日、13日、14日，劉少奇在會上先后三次發言，隻得就有關問題進行辯解。劉少奇承認自己“抗戰以來對國民黨本質上的轉變估計不足”，認為現在的政府、軍隊不改造不能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因此，產生把片面抗戰與全面抗戰對立起來”的思想。“同時由於大革命的痛苦教訓，怕上國民黨的當，因此，便強調獨立自主。”劉少奇還針對王明的批評解釋說：“我們所說的獨立自主，不是破壞統一戰線的，是盡量爭取合法地位做起來的。一方面自己做，一方面利用合法，這樣便使我們自己與閻同時做，這是較好的辦法。”（參見《劉少奇傳》上冊，第300—301頁。）
12月12日，張聞天作了總結性發言，就“對國民黨轉變估計不足”等缺點作了“檢討”（參見《張聞天年譜》（修訂本）上卷，第366頁。），“承認了王明所指摘的某些所謂‘錯誤’”，但他同時又認為，對於統一戰線問題，自西安事變以來，基本上是正確的，並獲得了許多成績﹔洛川會議提出的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的方針是基本正確的，會議確定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基本上也是正確的，今后紅軍游擊戰還是主要的，有利條件下進行運動戰。華北工作一般路線是正確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績，統一戰線工作有進步。（參見程中原：《張聞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402頁。）
在這次會議上，“唯有毛澤東作了實質上抵制王明錯誤的發言”（參見《張聞天年譜》（修訂本）上卷，第365—366頁。）。當然，毛澤東的“抵制”也是有限度的。他12月11日在發言中，也承認“抗戰發動后對國民黨的轉變估計不足”，表示統一戰線工作“總的方針要適合團結御侮”，“目前應該是和為貴”，“使國共合作，大家有利”，“我們對國民黨的態度要光明磊落，大公無私，委曲求全，仁至義盡”（《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23頁。）。毛澤東對王明的一些觀點雖然持不同意見，但由於王明的共產國際背景與當時的會議氣氛，也不可能明確提出反對意見，隻能作“基本的辯白和正面的闡述”（《毛澤東傳（1893—1949）》，第524頁。）。
毛澤東在發言中強調：“國民黨與共產黨誰吸引誰這個問題是有的，不是說要將國民黨吸引到共產黨，而是要國民黨接受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如果沒有共產黨的獨立性，便會使共產黨低到國民黨方面去。”“八路軍與游擊隊應當使成為全國軍隊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區別，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團結上、紀律上、戰場上起模范作用。”“共產黨在八路軍出動后，政治影響更擴大。在全國群眾中組織力量雖不夠，但不能看數量少，在群眾中力量是大起來的。”關於王明在發言中所肯定的章乃器的“少號召多建議”主張，毛澤東仍堅持自己的觀點，他說：“章乃器說少號召多建議，我們是要批評的。這是隻適宜國民黨現時狀況。我們要在政治上有號召。”（參見《毛澤東傳（1893—1949）》，第524—525頁。）
12月12日，毛澤東在會上再次作了發言，重點講戰略問題。他說：抗日戰爭總的方針是持久戰。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在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人一部。獨立自主，對敵軍來說我是主動而不是被動的，對友軍來說我是相對的集中指揮，對自己來說是給下級以機動。總的一句話：相對集中指揮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洛川會議決定的戰略方針是對的。（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頁。）
由此看來，盡管毛澤東與王明在國共關系等問題上確實存在分歧，但毛澤東並沒有對王明的主張明確加以“抵制”或“斗爭”。實際上，毛澤東既認可了王明的一些提法，如承認對國民黨的轉變估計不足，但同時又用各自表述的方式，堅持自己原有的觀點，如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戰略方針等。當然，堅持自己的主張，在某種意義上講也是一種“抵制”或“斗爭”。
毛澤東后來在談到這次政治局會議時說：“十二月會議上有老實人受欺騙，作了自我批評，以為自己錯了”，“而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隻有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又說：“遵義會議以后，中央的領導路線是正確的，但中間也遭過波折。抗戰初期，十二月會議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會議的情形，如果繼續下去，那將怎麼樣呢？有人說他奉共產國際命令回國，國內搞得不好，需要有一個新的方針。所謂新的方針，主要是在兩個問題上，就是統一戰線問題和戰爭問題。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是要獨立自主還是不要或減弱獨立自主﹔在戰爭問題上，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還是運動戰。”（參見《毛澤東傳（1893—1949）》，第524—525頁。）據李維漢回憶，“十二月會議”后，毛澤東曾對他說：“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43頁。）
說自己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多少有些夸張，但這次會議上沒有人去明確反對王明主張的那一套，也是事實。與會的彭德懷在其自述中曾這樣說：“當時，我沒有真正地認識到毛澤東同志路線的正確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線的影響，在這些原則問題上模糊不清。”“在會上並沒有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也沒有擁護或反對王明的錯誤路線，是採取了一種模棱兩可的態度。”（《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5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