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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月會議”上毛澤東“孤立”的原因分析
那麼，是什麼原因使多數與會者同彭德懷一樣“受了王明路線的影響”？
原因之一，王明的特殊身份。張國燾回憶說：“王明當時儼然是捧著上方寶劍的莫斯科的‘天使’，說話的態度，仿佛是傳達‘聖旨’似的”，“王明暗示這個策略上的變動很為重要，而且是出自斯大林本人的意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424、420頁。）彭德懷也說：“王明講話是以國際口吻出現的。”（《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頁。）王明長期在共產國際工作，並且是其領導成員之一，又有機會親見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他的這種身份，在當時的中共領導人中絕無僅有。經過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中共的獨立自主有了很大的發展，但共產國際、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在中共干部包括領導人的心目中，仍然有著很大的威望，中共真正意義上的獨立自主是經過延安整風之后才完全實現的。所以王明在“十二月會議”的講話中，雖然一些原則問題如彭德懷所說的“混淆不清”，但多數與會者認為王明的話實際上就是共產國際的態度，而共產國際一定比自己站得高看得遠，於是連毛澤東也承認自己對國民黨的轉變“估計不足”，僅對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問題“堅持到底”，其他與會者的態度就可想而知了。
原因之二，王明確實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上起過積極作用。1933年1月17日，王明起草了以毛澤東、朱德名義發表的《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宣言》，開始突破下層統一戰線的框框，有了向建立抗日反蔣統一戰線轉變的萌芽。 1933年1月26日， 王明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致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論滿洲的狀況和我們黨的任務》，第一次提出在東北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1935年6、7月，王明根據共產國際七大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起草了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這個宣言“不僅沖破了關門主義的小圈子和下層統一戰線的框框，而且把聯合的對象擴展到了除蔣介石等少數賣國賊和漢奸以外的—切抗日的黨派、團體、階級和階層，統一戰線的范圍進一步擴大了”（參見郭德宏：《王明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提出》，《黨史研究與教學》1988年第5期。）。《八一宣言》是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形成的一個標志性文件。在全面抗戰爆發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還是中國共產黨人要爭取實現的目標，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后，如何處理國共關系，中共對國民黨應當持何種態度，就需要有具體的方針政策了。正在這關鍵時刻，王明回國，在當時許多人看來，王明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最具有發言權，何況他還帶回了共產國際的指示，所以會議出現“一邊倒”的情況。
原因之三，洛川會議關於紅軍作戰原則分歧的影響。在洛川會議上，關於紅軍的作戰原則，毛澤東強調，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包括在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和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游擊戰爭的作戰原則是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15頁。）但與會者對於這個問題看法並不一致。周恩來說：“我們的地區，是布置敵人后方游擊戰爭，必要時集中力量消滅敵人。”他將這種打法稱之為運動游擊戰。（參見《周恩來傳（1898—1949）》，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1頁。）任弼時說：紅軍應當在“不失時機的條件下集中力量消滅敵人”，這樣“增強我們的領導及擴大部隊均有關系，所以還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運動、游擊戰”。彭德懷說：“一般說，運動戰的可能性減少了一些，但發動群眾，麻痺敵人，調動敵人是可能的。游擊戰和運動戰是密不可分的。”（參見《彭德懷全傳》（二），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版，第3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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