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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時間緊迫，八路軍必須緊急出兵山西抗日前線，故而對於這個問題會議沒有深入討論，也沒有形成共識。在“十二月會議”上，王明對毛澤東以山地游擊戰為唯一作戰方針的批評，也引起了部分人的共鳴。彭德懷就對此“表示贊同”，認為八路軍在戰略上應該是運動游擊戰，在應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擊戰。會后，毛澤東與彭德懷詳細討論並研究四個月來八路軍作戰情況和華北戰場的形勢，兩人之間還曾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彭德懷說：“你在延安，不接觸前方群眾，不了解情況。”爭論的結果，是毛澤東說服了彭德懷，八路軍的戰略方針“基本的是游擊戰”，同時也採納了彭德懷的建議，在“基本的是游擊戰”之后加上“不放鬆在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參見《彭德懷全傳》（二），第399頁。）
原因之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共合作是新事物，如何對待大多數人沒有經驗。中國共產黨雖然曾經有過與國民黨合作的經歷，但接著是同國民黨長達十年的內戰，現在國民黨從內戰的對手變為合作的對象，這對於中共來說確實是一個重大轉折。在這重大轉折關頭，對國民黨究竟應持何種態度，在國共合作中應持什麼樣的立場，對於中共領導人來說是一個新的課題。上一次國共合作是十年前的事情，此時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多數成員，是大革命失敗之后才進入中央領導機關的，更何況此次合作與上次合作時的國際國內形勢，兩黨合作的具體方式以及共產國際對兩黨合作的政策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剛剛提出之時，黨內有相當多的人對國共再次合作曾不理解，表現出關門主義的傾向。即使到西安事變發生后，蔣介石被張學良、楊虎城扣押時，當時許多人的第一反應是殺蔣，后來中共中央經過慎重的考慮提出了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從而推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當國共合作建立之后，鑒於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歷史教訓，毛澤東、張聞天等曾一再強調要反對右傾投降主義，一開始領導層中對這個問題並沒有不同意見。由於抗戰之初國民黨確實對以往的政策作了較大程度的修正，蔣介石在抗日問題上也表現出較堅定的立場，正在這種情況下，王明回國傳達共產國際的新精神，並認為中共仍存在對國民黨的進步估計不足等問題，相當多的人又覺得王明的說法有道理，從而造成了毛澤東一時“孤立”的局面。
王明雖然較早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口號，但由於他長期在共產國際工作，對於中國革命應當怎樣進行往往多是紙上談兵，對中國政治的了解顯然沒有毛澤東深刻，更缺乏同國內各種政治力量打交道的實際經驗。而毛澤東經歷了大革命由盛而敗的全過程，特別是十年內戰時期，他在創建革命根據地與紅軍的過程中，不但經歷了許多的黨內斗爭，而且在戰爭中與蔣介石進行直接較量，已經有了相當豐富的國內政治斗爭經驗，故而對蔣介石的了解與把握自然遠比王明深刻且准確。所以，王明在“十二月會議”上關於統一戰線和國共關系的觀點，雖然一時沒有人表示反對，但由於他的論述實際上是建立在中共能主導國共關系和統一戰線的主觀臆想上的，而當時的現實是如果真正“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就有可能成為國民黨的附屬物，變成一切經過國民黨和一切服從國民黨，這對於有著自己政治理想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是難以想象的。因而，“有些人雖在會上作了口頭的‘自我批評’，在實際工作中並沒有真正去貫徹王明那一套” （參見《毛澤東傳（1893—1949）》，第525頁。）。所以王明在“十二月會議”上的一套主張，在實際工作中並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
〔作者羅平漢，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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