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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樹一幟的“生產書記”：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不以階級斗爭為綱”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閻紅彥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1958年“大躍進”開始后，浮夸風盛行。閻紅彥對虛報浮夸深惡痛絕。
1958年秋天，閻紅彥聽說內江地區某公社水稻畝產3萬多斤，便親自前去察看。原來所謂畝產3萬多斤，是把若干畝已成熟的水稻，拼栽在一塊田裡。他批評干部說：“這樣搞高產，不是實事求是嘛！”1959年夏秋之際，四川群眾生活發生了嚴重困難。閻紅彥帶了一個工作組到仁壽縣，了解和解決那裡群眾發生的水腫病問題。當時，干部不敢反映真實情況，忌諱說浮腫病是缺糧造成的。閻紅彥深感痛心，他找縣委的負責人談話，解除大家的顧慮，要大家實事求是地反映情況。閻紅彥連夜召開各種會議，了解缺糧的情況，報請省委批准，調撥500萬斤糧食給這個縣安排群眾生活。
在四川，由於省委主要負責人缺乏民主作風，剛烈的閻紅彥與他在工作上出現矛盾。1959年10月，閻紅彥被調往雲南，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黨委第一書記、昆明部隊第一政委，成為雲南的一把手。由於1958年，雲南提出全省基本實現“公社化”，以及“大煉鋼鐵銅”、“大購大銷”、“大辦公共食堂”等舉措，雲南的經濟遇到了嚴重困難。閻紅彥是在剛剛參加完廬山會議后就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的，親眼目睹了彭德懷在廬山會議罷官的厄運。而此時雲南的嚴峻形勢，對閻紅彥提出了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是緊跟當時的“主流”以求穩，還是實事求是地解決實際問題卻擔很大的風險。閻紅彥大膽地提出：“我們的制度，千好萬好，沒有飯吃就不好。我們的政策，千正確萬正確，不能發展生產就不正確。”“民以食為天，首先要解決吃飯問題。”在邊疆民族地區調查時，閻紅彥對被視作“社會主義的心臟”的公共食堂提出“能辦就辦，不能辦就解散”，閻紅彥的這些做法使許多習慣唯上的干部們感到震驚。閻紅彥在當時獨樹一幟地力主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被百姓們親切地稱為“生產書記”。
1961年5月10日，閻紅彥根據自己的大量調查研究，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就社隊規模、公共食堂、供給制、耕牛和大農具的所有制、山林分級管理和實物分配等農村經濟中的敏感問題，坦率地向毛澤東說明自己的看法。閻紅彥在信中委婉地批評中央幾年來的農村工作方針政策脫離了實際，脫離了群眾。閻紅彥的這封勇於講真話的長信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5月16日，毛澤東作了批示：“此信寫得很好。他的調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與個別相結合。發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供參考。”
1961年6月16日至7月16日，中共雲南省委在昆明西山的省委黨校召開了省委工作會議。閻紅彥在會議上坦率真誠地發表了講話，直截了當地指出：“我們違背了客觀規律，剝奪了農民，現在受到了沉重的懲罰。我們欠了農民的債，犯了社會主義的大法，隻有徹底退賠，才能取信於民。”針對小組會上發生的爭論，閻紅彥大膽地說：“你們說公比私好，大比小好，我看現在辦不到就不好。集體比個體進步？公有比私有進步？我看不能促進生產就不進步。”閻紅彥在會議上這些講話，說出了黨內正直、清醒的干部的心聲，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閻紅彥大力發展生產力的思想，也逐漸得到地、縣委書記的認同。會后，雲南在經濟和政治領域加快了糾正“左”的錯誤的調整工作，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人民生活狀況有了初步好轉，大部分外流邊民陸續回歸。
1962年9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后，全國部分城鄉發動了一次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展大規模的階級斗爭。閻紅彥參加了八屆十中全會，會后，閻紅彥和雲南省省長於一川來到鄧小平家中。閻紅彥坦言這次會議“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方針不符合實際，認為“沒有飯吃，搞哪樣階級斗爭”！並大膽主張“該集體的堅持集體，該單干的堅持單干，有人怕一動百搖，我們應百搖不動”。鄧小平對閻紅彥的觀點很是欣賞，並告訴閻紅彥：“你們雲南主要是發展生產。”
根據閻紅彥的這一思想，1962年12月21日，中共雲南省委公開提出了“不需要以階級斗爭為綱去開展一次社會主義教育的群眾運動”，明確主張從雲南的實際出發，“應當把主要精力放在發展生產力上去，這是廣大群眾的根本要求”。為了集中精力發展生產力，雲南省委這個文件將當時全國各地秉承八屆十中全會“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定名為“以發展生產、改善經營管理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作為省委一級領導機關，如此明確地在文件中宣稱“不需要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
中共中央西南局很快注意到了雲南省委的這一文件。西南局看到了它與中央提法不一致的嚴重性，不得不對雲南省委的這個文件提出“批評”，但並未就此上綱上線。1963年5月，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制定了更進一步強調階級斗爭的《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杭州會議上，毛澤東已經知道了雲南省委文件的內容，十分不滿。時任西南局第一書記的李井泉對毛澤東解釋道：“雲南不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文件，閻紅彥檢討了，他們自己解決了。”當時，毛澤東引用了胡適的話對閻紅彥進行批評：“這是大膽地主觀主義的假設，小心地主觀主義的求証。”
1963年5月底，中央專門派彭真到雲南作實地調查。彭真通過調查，認為雲南的形勢是好的，是認真貫徹中央方針政策的，只是在文字表述上“欠妥”。彭真安慰閻紅彥說道：“你們搞得還好嘛！我沒有什麼批評的，你們自己都解決了。”“錯誤人人皆有，大小性質不同，不管大錯誤小錯誤，大家已經犯了，改了就行了。”在當時的形勢下，閻紅彥不得不作了“檢討”。但閻紅彥對於自己實事求是的思想並未動搖，表示：“還是照我們的辦法辦，鄧政委批准了的，不搞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斗爭，不搞運動嘛，不要受干擾嘛！”“我們想把生產搞好些，也是為國家著想……全國隻有我們這個地方沒有爛，是否也非要我們折騰爛了才行？”
在閻紅彥的主持下，雲南省經過通盤調整以后，出現了政治上安定、工農業生產迅速上升、整個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可喜景象。1966年，雲南糧食總產量比1960年增加3成，超過歷史最高水平﹔豬平均每戶2.01頭，佔全國第一位。人們稱閻紅彥在雲南執政的時期是雲南的黃金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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