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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7位開國上將中，閻紅彥在軍隊中的職務並不是很高，而且授銜時他已在地方工作，按照中央的規定，已在地方工作的同志不再授銜，如鄧小平、譚震林等許多同志。但是閻紅彥作為陝北紅軍的杰出代表，還是被授予上將軍銜。就是這樣一位曾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立下赫赫戰功的開國上將，沒有在槍林彈雨中被敵人擊倒，卻死於“文化大革命”初期。
赴莫斯科學習軍事，將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進行電訊聯系的密碼安全送達陝北﹔東渡黃河，閻紅彥將渡船問題順利解決，受到毛澤東盛贊
閻紅彥，原名閻候雁，曾用名周濟、陳一川，1909年10月26日生於陝西安定縣（今子長縣）瓦窯堡，是西北工農紅軍和陝甘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人之一。閻紅彥16歲就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工農紅軍晉西游擊隊大隊長，陝甘游擊隊大隊長、總指揮，紅三十軍軍長，警備第一旅政治委員，晉冀魯豫野戰軍第三縱隊副司令員、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戰軍第三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川東區黨委副書記、行署主任，川東軍區副政委，四川省委書記，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部隊第一政委，黨的八屆候補中央委員等職。
1927年10月閻紅彥參加清澗暴動，失敗后在陝北、晉西一帶進行兵運工作，1930年后根據中共山西省委的指示，率領一部分武裝在汾陽、孝義、中陽地區開展革命斗爭。1931年春閻紅彥與吳岱峰等人創建中國工農紅軍晉西游擊隊，任副大隊長，與吳岱峰率部西渡黃河來到陝甘后，擔任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副總指揮。閻紅彥是陝甘晉紅軍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是西北紅軍和西北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之一。1932年底受“左”傾路線排擠離開游擊隊赴上海學習。1934年7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派閻紅彥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並向共產國際匯報華北和西北的情況。接到命令后，閻紅彥從上海出發，闖過幾十道封鎖線，歷盡千辛萬苦，終於在10月份到達了蘇聯莫斯科。在蘇聯，閻紅彥先后進入莫斯科國際列寧學院和蘇聯紅軍陸軍大學附設的共產國際軍事研究班學習馬列主義和軍事。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前夕，由於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壞，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失去了無線電通訊聯系。1935年4月，共產國際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為了盡快恢復和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系，以便及時地了解和指導中國革命，特派閻紅彥帶著密電碼回國。密電碼由英文字母編排，閻紅彥不懂英語。為了工作的需要，他廢寢忘食，用極大的力氣，背熟組編的電碼。由於提前回國，閻紅彥未能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1935年4月下旬，閻紅彥從蘇聯起程，進入我國新疆后，又喬裝打扮成富商，騎著駱駝，載運著毛毯和燈心絨，經伊犁、迪化（烏魯木齊）輾轉來到蘭州、寧夏、綏遠。但因國民黨封鎖嚴密，閻紅彥不知道中央紅軍的確切地點，不得不到北平打探消息，后又到洛陽、西安。最后他終於在西安聽到一些陝北紅軍的消息，於是想方設法來到陝北根據地。這時，中央紅軍已經長征到達陝北。閻紅彥聽到這一消息后非常高興，立即去找黨中央。1935年12月25日，閻紅彥在瓦窯堡見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匯報了帶回來的密電碼。
1936年2月，黨中央決定組織抗日先鋒軍，東渡黃河，挺進抗日前線。渡河以前，黨中央派閻紅彥組建黃河游擊師，並任司令。黃河游擊師任務艱巨，擔負著警戒黃河沿岸清澗、延川、延長一線，保衛駐在瓦窯堡的黨中央和陝北省委的任務。黨中央還命令閻紅彥協助周恩來為紅軍東征抗日准備渡河船隻。由於地方軍閥長期搜刮掠奪，陝北百姓非常窮苦，后勤准備工作的難度很大。尤其是閻錫山害怕紅軍渡河侵犯自己的地盤，把全部船隻拖到了黃河以東，因此，解決渡船成了頭號難題。閻紅彥與清澗等地方黨的負責同志組織和動員群眾日夜造船。同時，閻紅彥還領導游擊師協助地方籌糧、籌款，發動群眾做軍鞋等。經過閻紅彥等人的努力，渡船問題順利解決。
毛澤東后來曾談道：“閻紅彥是一位好同志，東渡黃河的時候，渡船的解決，主要是靠他。閻紅彥同志主動承擔這個任務，他解決得很好，解決得很快，因此，紅軍能夠順利地完成東征抗日的任務。”
1936年2月21日，閻紅彥奉命率黃河游擊師從河口東渡，先后佔領了義牒鎮和隰縣的午城，拆毀了沿河敵修筑的碉堡，配合兄弟部隊攻佔了大寧縣城，並在石樓、永和、大寧、蒲縣、隰縣、中陽一帶圍殲敵人，有力地保障了東征紅軍與陝北蘇區后方的通道。不久，黃河游擊師奉命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三十軍，閻紅彥任軍長，蔡樹藩任政委。紅軍東征取得節節勝利，為避免大規模內戰，保存實力，1936年5月5日，紅軍回師陝北。“西安事變”后，黨派閻紅彥到西安楊虎城的部隊從事統戰工作。1937年2月，閻紅彥奉調返回部隊，仍任三十軍軍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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