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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紅彥對於“文化大革命”想不通﹔臨終他留下紙條：我是被江青、陳伯達逼死的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已經拉開帷幕，針對林彪接二連三發表的講話，閻紅彥表示：“我怎麼都聽不進去。”不久，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閻紅彥對“文化大革命”表示“不理解”。一天晚上，閻紅彥去找時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的廖志高。廖志高和閻紅彥談到了許多跡象，兩人具有同樣的看法，並連連搖頭，不斷嘆氣。閻紅彥直率地提出：“我們應該向毛主席反映，文化大革命不能這樣搞法，既破壞了生產，又破壞了社會秩序，這哪裡叫革命麼！”他們兩個人都抓緊機會，在小組會上，坦誠而又委婉地講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積極的建議。他們的發言，引起了許多人的共鳴，也驚動了中央最高層。閻紅彥和廖志高對於“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消息很快傳到毛澤東的耳朵裡。毛澤東見到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李井泉時，問道：“聽說，閻紅彥、廖志高的思想到現在還不通呢？”李井泉連忙遮掩道：“他們想通了，想通了！”
1966年9月以后，全國“大串聯”，黨組織癱瘓，地方黨的負責人也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雲南的“運動”雖然開始得稍晚一些，但來勢很猛。閻紅彥對於“文化大革命”想不通，便給在北京的老首長賀龍打電話，表示了自己的不理解和憂慮，並希望老首長們在中央說說話，不能像這樣搞運動。但閻紅彥料想不到的是，賀龍當時的處境非常艱難，已經說不上話了。1966年秋，雲南的形勢已到了十分嚴峻的地步，地方黨政機關癱瘓了，學校停課，工廠停工。就在這時，閻紅彥仍然帶領著省委一班人堅守崗位，抓工作，抓生產。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閻紅彥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期間，江青、陳伯達召集部分領導干部揭發鄧小平的問題。謝富治說鄧小平“在淮海戰役中動搖，企圖后撤”。閻紅彥立即站起來駁斥：“我怎麼不知道這件事？整個淮海戰役期間，中野總部一直是隨我們三縱行動的，鄧小平一直是和我們在一起的。”陳伯達、江青見會議開不下去，不歡而散。11月，閻紅彥受到了嚴重沖擊，但他仍然一邊挨批斗，一邊召開省委工作會議貫徹十六條。11月中旬的一天，江青在北京召開大會，聽取了紅衛兵從雲南“放火”回京的匯報。他們匯報道：“昆明‘文化大革命’還是死水一潭”，“局面沒有打開”，“保皇派還在保護走資派掌權”，“要求中央文革增派力量，趕赴昆明，徹底扭轉局勢”。康生也把閻紅彥正式列入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名單。接著，北京街頭出現了“炮轟閻紅彥”和“江青、陳伯達派北京紅衛兵趕赴昆明沖擊雲南省委”的大標語大字報。在這種氣氛下，昆明造反派積極醞釀奪權。他們揚言：“哪裡抓到閻紅彥，就地處決。”閻紅彥聽了哈哈大笑說：“國民黨曾經懸重賞要我的腦袋，我都不怕，現在我又不是反革命，怕什麼！”有恃無恐的造反派進駐了雲南省委辦公大院，強佔了雲南省委書記處辦公樓，集中火力揪斗閻紅彥，一天11個小時輪番批斗他，不讓吃飯喝水，他的生命安全面臨著嚴重威脅。
1967年1月4日，造反派進駐了軍區大院，並多次沖擊昆明軍區機要大樓，把大院搞得混亂不堪。在紅衛兵的沖擊下，省委領導同志根本無法正常辦公。當時閻紅彥和夫人王騰波住在秦基偉安排的雲南省軍區警衛團駐地小麥峪。為了在當時的條件下盡量地做些補救工作，以減少損失，閻紅彥決定在1月8日召開一次省委書記處會議。
1月7日深夜12時閻紅彥還為明天將要召開的會議做准備。造反派找不到閻紅彥，便向他們的后台“中央文革”報告。1月8日凌晨1時，“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接通了正在小麥峪的閻紅彥的電話。陳伯達對閻紅彥指責道：“你不要像老鼠一樣躲在洞裡，去見見革命群眾嘛！你的命就那麼值錢？你沒有了命我負責賠你一條命！我可以給立個字據，你不要膽小，不要養尊處優，當老爺當慣了，見不得風雨。斗個一次兩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這就是中央的意見！”剛直不阿的閻紅彥激動地說：“‘文化大革命’這樣搞，誰高興？”“你們到底想干什麼？”“我就不承認你是代表中央講話！”陳伯達不依不饒地說道：“要依靠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澤東思想領導。你這麼害怕群眾，難道要毛主席出來為你保命……”陳伯達的無理指責，讓激動的閻紅彥無法入睡。他來到隔壁房間，對雲南省長周興說：“我要進城，去見那些造反派！”閻紅彥和周興說的最后一句話是：“殺我者，陳伯達、江青也！”
清晨4點多，造反派得知閻紅彥在小麥峪的消息后，急匆匆乘車從昆明趕來揪斗。閻紅彥的秘書曹賢楨馬上去報告閻紅彥，但閻紅彥卻躺在那裡沒有反應。曹賢楨大聲喊他，還是沒有回應。開燈一看，才發現閻紅彥已經去世。閻紅彥在臨終前，憤然寫下了一張字條：“我是被江青、陳伯達逼死的。”事后查明，閻紅彥是吞服了幾十片“眠爾通”而死的。
閻紅彥之死，本來是要登在當時給政治局常委看的內部刊物《要事簡報》上的，但陳伯達把消息刪去了，說用不著登，算不上是“要事”。林彪、江青一伙還下令不准開追悼會。但昆明黨、政、軍機關干部和群眾，自發地為閻紅彥舉行了庄嚴的追悼儀式。周恩來知道閻紅彥的死訊后大吃一驚：“閻紅彥真的死了？”1月12日，他用專機把雲南省委書記處書記郭超和負責閻紅彥安全的雲南省軍區副司令員王銀山等人接到北京，親自聽取匯報。周恩來嘆著氣，沉痛地說：“閻紅彥是個好同志。在那樣艱難的處境中，他還一心想著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呀！他不該死呀！”王銀山兩次檢討說：“總理，我沒有保護好閻紅彥同志。”周恩來意味深長地說：“你一個人是保不住閻紅彥的。”
許多老同志聽到閻紅彥的死訊，都極為悲痛。在1967年2月的所謂“二月逆流”中，譚震林對“中央文革”一伙人憤怒地說：“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個一個都打光！閻紅彥有什麼罪，都給整死了！”1975年，復出后的鄧小平在與新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賈啟允談話時，就指示要抓緊為閻紅彥平反。1978年1月24日，閻紅彥骨灰安放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隆重舉行。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以及黨和國家領導人送了花圈，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鄧小平、陳錫聯、耿飚、李井泉、王震、宋任窮、胡耀邦等380余人參加了儀式。2月15日，中共雲南省委、中共昆明軍區黨委聯合發出通知，為閻紅彥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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