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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報告引起毛澤東和中央的高度重視，毛澤東見此報告后即批示：“我認為華北局的意見是正確的，請陳薄即根據華北局所提各項召集有關人員開會，擬出具體方案，於數日內向中央報告一次，並迅即推行。此事極為重要，不能久延不決。”9月25日，陳雲召集中財委有關部門開會討論毛澤東提出的問題。會議決定：放手購糧，把糧價維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以免“谷賤傷農”，造成市場呆滯。同時，加強農產品的推銷與出口工作，並進口一部分農民需要的日用品。（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頁。）這些措施保障了工農產品合理的價格比差，抑制了農產品價格偏低的現象，從而使城鄉物資交流得以繼續順暢進行。
4.尊重商品流通規律，疏通和拓展流通網絡。商品流通有一定的規律，這是歷史的客觀存在。由於多年戰爭，舊的商業網被破壞，而新的尚未建立，這就對物資流轉妨害極大。例如，上海的藥材商人到平原採購中藥，因沒有貨棧代收，困難很大，不得不放棄。所以，疏通和拓展土產的流通渠道，是發展城鄉物資交流和國內貿易的重中之重。
當時，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採取了許多有力措施，主要包括：（1）邀請有經驗的老商人、老工匠開座談會，當顧問，了解大宗土產的種類、數量、質量和季節性，研究物資交流門路，派遣有商人和內行參加的商業訪問團、土產推銷組到產地和銷地進行購銷活動。這種找回老線索、開辟新線索的辦法是當時打開土產品銷路的一個有效途徑﹔（2）組織廣大群眾開展短距離的物資交流，恢復原有集市，建立新的集市、廟會，這些雖然是初級市場，但不少土產品不需要遠運，隻需在本地流轉，即可賣掉，這是一種易於成功，行之有效的好辦法﹔（3）鼓勵建立貨棧和過載行，允許保持合理利潤﹔（4）召開土產會議，組織各級城鄉物資交流會，訂立貿易合同。1950年11月，華北地區最早組織了土產品交流會和以銷為主的物資展覽會。從1950年12月到1951年1月，北京、河北、山西、察哈爾、平原等5省市23個專區、89個縣均召開過城鄉物資交流會，僅平原省安陽專區訂立的區以上貿易合同就達1300多件。1951年3月，根據華北、華中、華東某些地區的做法和經驗，中共中央認為：有計劃地召開土產會議或者土產代表會議，組織城市和鄉村間，地區與地區間的物資交流，打開國內市場，活躍城鄉經濟，是解決各地農村日益恢復和發展的農副土特產品銷路問題的關鍵。並提議各大行政區，各省（市）、各專區，各縣（市）、各區和各鄉，均應有准備地在兩個月以內召開一次土產會議，在此以后，中央也准備召開一次全國的土產會議。中央認為，自從我們為土產品找到銷路，找到暫時的解決辦法以來，“農民皆大歡喜”。
5.恢復和發展交通運輸事業，花大力氣組織落后工具的運輸。運輸工作是發展城鄉物資交流的一個極大問題。但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的汽車太少，單靠汽車是不能完全解決城鄉物資交流需要的。在這種情況下，國家一方面積極建立推銷土產的運輸公司，聯營公司，疏浚內河河道，整修道路，發展運輸網，另一方面主張花很大力量來組織落后工具的運輸。在當時，完好的汽車隻有4萬多輛，而舊式運輸工具，如獸力車約有84萬多輛，手推車、驢、馬、駱駝等都有很大數目，這些運輸工具總裝載量，要超過汽車裝載量的許多倍。如果很好地組織起來，配合聯運，這個運輸力量也是很可觀的。陳雲曾經強調，假使不注意這一點，就是沒有抓住大頭，沒有抓住重點。
6.進行城鄉物資交流的同時，還要繼續搞好內外交流。新中國成立伊始，農民土產賣不出去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對新中國進行全面封鎖，把我們困了起來。陳雲及中財委認為，打破這種封鎖“是有辦法的”，那就是在進行城鄉交流的同時，還要想辦法繼續搞好內外交流。根據倡導，1952年某些口岸大城市舉行的物資交流大會，就積極組織和帶動了私營進出口貿易，爭取了一部分土產的出口，不僅打破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而且換回了國家需要的物資。陳雲還提出，如果資本主義國家不願和新中國做生意，那我們就與社會主義和新民主主義國家做生意。1950年，新中國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額是62%，跟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國家的貿易額是38%﹔而到了1951年，方向調了，碼頭調了，跟社會主義和新民主主義國家是2/3，跟資本主義國家是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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