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堅持獨立自主,團結進步力量,為鞏固和壯大山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出了重大貢獻
抗日戰爭初期,由於受“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右傾錯誤的影響,山東部分黨員領導干部對獨立自主原則領會不深,對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國民黨頑固派退讓過多,幻想以退讓求團結,錯過了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的有利時機。
羅榮桓率115師入魯后,高度重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強調要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原則,保持黨的獨立性。他堅決貫徹毛澤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極力主張將山東境內的“抗協”、“抗敵自衛軍”的領導權掌握在共產黨手中。“抗協”,即由山東文教界一部分進步人士組成的國民黨抗敵同志協會,“抗敵自衛軍”隸屬於“抗協”。后來,這個組織和武裝由於基層成分復雜、組織混亂,出現了在山東抗日根據地內與共產黨分庭抗禮、爭權爭位、爭人爭槍的錯誤傾向。羅榮桓多次提出,應掌握對其的領導權。1942年,在劉少奇的支持和幫助下,妥善解決了這一問題。
羅榮桓正確執行毛澤東“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策略方針,採取不同政策對待山東的進步力量、中間派別和頑固派,使我黨我軍逐漸掌握了斗爭的主動權。他親自做團結魯南地方實力派萬春圃、孔昭同的工作,促使他們毅然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投入抗戰的洪流。他積極團結有一定聲望的愛國人士,使他們在發展地方武裝、開展敵佔區貿易、瓦解敵偽軍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他注意爭取黨外民主人士到抗日民主政權中工作,對范明樞、李澄之等在抗日民主政權中擔任重要職務的民主人士十分尊重,營造了與黨外人士團結合作的融洽氛圍。他反對隻注意上層統戰而忽視發動群眾的右的傾向,抽調大批干部,幫助組織自衛團、農會和各種群眾團體,建立黨組織和區、鄉政權,使人民群眾抗戰熱情空前高漲。
為團結爭取中間勢力東北軍,羅榮桓經常派干部或依靠在東北軍中工作的共產黨員,向其高級將領宣傳團結抗日的道理,並與他們互通敵情,策應其與日軍作戰,在其與頑軍作戰中多方面給予支持等,使東北軍大部能與我軍友好相處或保持中立立場。在羅榮桓等人的努力下,東北軍內發生明顯變化,進步力量與反動力量展開了尖銳的斗爭。1940年9月,東北軍第57軍軍長繆徴流與日軍訂立反共投降密約,該軍愛國將領第111師師長常恩多與第333旅旅長萬毅率部成功發動“九·二二”鋤奸運動,控制了57軍軍部(繆徴流逃脫)。1941年8月3日,常恩多於生命垂危之際,率部擺脫國民黨的統治,接受了共產黨的領導。
對於頑固派,羅榮桓按照毛澤東提出的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開展了堅決的斗爭。1939年12月底,頑固勢力費縣縣長李長勝,制造了屠殺八路軍的“官裡庄慘案”。羅榮桓根據形勢,充分發動群眾,擠走了李長勝。針對頑固派的軍事進攻,羅榮桓等率部進行了有力回擊,如在湖西反擊周侗、馮子固等部的封鎖,在魯南沉重打擊張本枝部及地主土頑王洪九、李以錦等部的騷擾,在冀魯邊區打退劉景良等部的進攻,在濱海區發起三次甲子山反頑戰役。這些反頑斗爭的勝利,促進了山東抗日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
1943年,國民黨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蔣介石決定派其嫡系李仙洲入魯,接替於學忠,以確保其在山東的穩固地位和對共產黨的絕對優勢。李部對於共產黨團結抗戰的呼吁毫不理會,而是遵照“先奸匪(指共產黨、八路軍)而后敵偽”的反動方針,瘋狂進攻冀魯豫邊區和山東兩大抗日根據地。針對這種形勢,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和羅榮桓決定採取“東放西堵”的戰略方針,禮送於學忠部出魯,堅拒李仙洲部入魯,終於爭取使於部不等李部到達便撤出山東。經與偽頑勢力的激烈爭奪,收復了於部佔領的沂蒙和諸、日、莒山區,新開辟解放區2000平方公裡。李仙洲見入魯無望,也於八九月間率部撤回皖北。羅榮桓果斷把握歷史先機,成功阻李入魯反共,體現出遠見卓識和政治智慧,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贊揚。1943年9月3日,毛澤東以他和朱德、劉少奇的名義致電新四軍領導人陳毅等,指出:“於學忠退出山東后,我山東工作大開展,魯中南主要山地均為我控制。這對華中及山東今后斗爭極關重要。”
在發展和鞏固山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中,羅榮桓將統一戰線政策與武裝斗爭相結合,靈活運用,改變了山東三角斗爭的形勢,使我軍佔領了山東戰略制高點,大大提高了我黨對敵斗爭的地位。在其領導下,山東抗日根據地軍民獨自撐起抗戰大局,真正成為山東抗戰的中流砥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