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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蔣
事變、政變、兵諫，其性質大抵是相近的，因為是歷史糾葛的總爆發，是生死存亡的一場決斗，不可避免要流血，要死人傷人的。通常情況下，抓住了對手之后又決定放掉，幾近於天方夜譚。西安兵諫成功地抓住了蔣介石，扣留十多天之后，又放其返回南京，這在古今中外的兵變中是一個特例。
西安兵諫能否和平解決（即是否要放蔣），要由三位一體（東北軍、西北軍、紅軍）及蔣介石的態度能否轉變來共同決定。從三位一體方面忖度，放蔣的第一棵幼芽是從張學良心底裡冒出來的。對蔣既然下硬手抓之，就絕不會輕而易舉地放走，從抓到放，在張學良心裡有一條萌生與發展的脈絡。
12月12日之前，張學良認為，兵諫一旦發動，最起碼在國際上可以得到蘇聯的支持和聲援，在國內可以得到紅軍的信任和幫助。這是張學良下決心發動兵諫的心理底線。然而，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
兵諫一發動，蔣介石被抓住，蘇聯在廣播上說張學良的行動是受日本人的指使，從12日開始責罵。這種責罵使得張學良非常難堪，他詢問在東北軍工作的共產黨代表劉鼎：這是怎麼回事？劉鼎開始時說“可能他們還不了解情況”。可到了16日，蘇聯依然在罵，而且責罵步步升級，張學良極度憤懣。他在五年前背上了對日本侵略者“不抵抗”的黑鍋，這時候，蘇聯又罵他受到日本人的指使，這使得張學良感到自己背上了比“九一八”更為沉重、也更為齷齪的一口黑鍋。因為當時的中共基本上是依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行事的，事態急轉直下，一下落到這步田地，導致張學良甚至對陝北的中共也起了疑心，打起了問號。
14日，蔣介石的顧問端納受宋美齡之托，乘飛機進入西安，與張學良、蔣介石開始接觸，而且向蔣傳遞了宋美齡開導性、安慰性的信件。15日，端納飛抵洛陽，用長途電話向南京的宋美齡報告了事態真相，說是張、楊二位將軍願就蔣的問題與南京方面進行磋商。
蔣介石的態度能否轉變，是這場兵諫能否和平解決的首要關節。蔣介石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是極頑固的。徐永昌1936年10月30日在日記裡記述，蔣對張學良說道：“使共黨方面以手槍擬之，亦不與之妥協也。”可在12月12日之后，情況就不同了。蔣介石突然變成階下囚，一下被置於生死的門檻上，如不改變國策，就沒有生還南京的希望。
端納與宋氏兄妹冒著生命危險相繼來到西安，對蔣介石婉言規勸，進行開導，而且帶來了此時南京城中“戲中有戲”的消息——親日派准備擁戴汪精衛上台取代蔣介石，這一消息無異於親日派准備從背后拋向蔣政權的一顆原子彈。一旦汪精衛登台，蔣介石莫說失掉了皇冠，返南京不得，即使被羈留於西安，與一塊破抹布也沒有什麼兩樣了。
為了生存，更為了地位與權力，頑固的蔣介石隻好在宋氏兄妹及端納的輪番規勸下，開始考慮如何應允張學良所提出的各項條件。
這場兵諫能否和平解決，中共的態度也至關緊要。起初，中共提出的一直是“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的方針。毛澤東初接斯大林要求和平解決的電報，曾想不通，在保安的窯洞裡踱來踱去。17日，張學良派飛機到延安接周恩來到西安。18日上午，周恩來會晤各方面之后，又發來一電，透露出最新消息：一是蔣的態度轉向抗日﹔二是南京親日派在積極倒蔣，促使汪精衛當政。汪精衛一旦當政，親日派當家，整個兵諫的抗日願望會即刻化為泡影。
斯大林不容回旋的電報，張聞天在保安與周恩來從西安的內外勸說，宋氏兄妹的主動和談，蔣介石態度的轉變，汪精衛的准備回國當政，這一切終於促使毛澤東決定改變對蔣介石的處置方針。這體現了大政治家在歷史轉折關頭不感情用事的偉大。張學良對周恩來一直是很尊重，很敬佩的。如果毛澤東不改變態度，堅持要審蔣、罷蔣，可以預料，在西安的周恩來有足夠的能力說服張學良，最終置蔣介石於死地。對於這一點，蔣介石心裡是很清楚的，兵諫之后，他對周恩來另眼相待，足以顯示出其間的意味。
楊虎城也同意這場兵諫和平解決，但他堅持要蔣介石對所答應的條件簽字畫押，事后好有個依據。不過在張學良的固執堅持之下，在周恩來的開導勸說之下，他終於同意釋放蔣介石。第一個提出抓蔣的楊虎城，在放蔣的問題上思前慮后，覺得抓而又放，等於是放虎歸山，心底總有些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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