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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與魯迅
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故。11月1日，西安文教界在易俗社召開追悼會，張學良、楊虎城、邵力子（時任陝西省主席）送了挽聯。
魯迅比張學良年長20歲，一南一北，文武隔山，兩人又從未謀面，他們的關系從何談起呢？1941年10月27日，張學良在日記中寫道：“讀何凝編的《魯迅雜感選集》，感覺有些生氣，同時感覺著魯迅死得太可惜了！可是他的文字，活氣生生的，活躍於紙上，字字句句，侵入你的骨髓，震蕩你的神經﹔我從來不懼怕什麼的，可是在魯迅文字之前，我有點發抖了，一方面是慚愧，一方面是熱血沸升，好像魯迅枯臉，顯於我的面前。”
1942年5月23日，張學良在讀書筆記中寫下了《魯迅的偉大》，中間說道：“魯迅他不怕一切，大聲疾呼，敢說敢寫，是為了什末（麼）？……他是為了想救中國大眾人們‘出水火，登衽席’。”7月28日，張學良還托人買到一部舊的《魯迅全集》。在張學良看來，魯迅的文字刺痛了他。8月27日，張學良在讀書筆記中寫道：“魯迅先生的文章刺了我的傷痕，刺了我的隱疾——我是煩惡他這些文章。可是我接受了他以后，感覺上有些不同了，好像我吸收了‘維他命’一樣。”
天不怕地不怕的張學良，一生最壯麗的事業就是西安兵諫，直到去世之前，他對自己發動的兵諫也了無悔意，可為什麼在被囚禁的第五、第六年裡（當時被囚於貴州的黔靈山與開陽劉育鄉），卻在魯迅的文字面前“熱血沸升”之際，感到“慚愧”呢？晚年的張學良曾說過這樣一段話：
我一生最大的弱點就是輕信。毀也就毀在“輕信”二字上。要是在西安我不輕信蔣介石的諾言，或者多聽一句虎城和周先生的話，今日情形又何至於此！再往前說，九一八事變我也輕信了老蔣，刀槍入庫，不加抵抗，結果成為萬人唾罵的“不抵抗將軍”。1933年3月，老蔣敵不過國人對他失去國土的追究，誘使我獨自承擔責任，結果我又輕信了他，下野出國。他算是抓住我這個弱點了，結果一個跟頭接著一個跟頭。
人生最難的是認識自己。張學良在后半生裡，從自己身上找到的最大弱點就是“輕信”。1936年12月25日，張學良不聽楊虎城與周恩來的苦苦規勸而送蔣回寧，鑄成大錯。對這一大錯，張學良分明是在閱讀魯迅作品時才開始覺悟、有所反省的。
張學良在蔣介石面前的確是“誠實、忠厚”的，而魯迅早就認為忠厚是無用的別名。魯迅在彌留之際，留下了遺囑，其第六條為“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而張學良在毀譽攸關的國家大事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聽信蔣介石的許諾，把蔣氏的謊言當成聖旨，將鱷魚的眼淚當成珍珠，結果將自己弄得“一個跟頭接著一個跟頭”。蔣介石活了88歲，對蔣有過大恩的“兄弟”在蔣氏父子手底下被囚禁了54年。這就是忠厚與輕信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所結下的碩大苦果。
張學良讀魯迅的作品時感到“刺了我的傷痕，刺了我的隱疾”，筆者覺得隻有從這裡可以破解一個民族英雄深感“慚愧”的謎底。
張學良所讀的《魯迅雜感選集》的編者是何凝，何凝是瞿秋白的筆名，而瞿秋白，曾經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之一陳獨秀，聲稱他對魯迅是“五體投地地佩服”，魯迅則稱贊另一位共產黨的領袖李大釗的文集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毛澤東一生最推崇的文學家是魯迅，對魯迅評價最高，最為確切也最為中肯。魯迅精神，是中華民族脊梁骨裡的精髓。史實正如張學良在日記裡所表示的那樣，一切“為了想救中國大眾人們‘出水火，登衽席’”的革命者，不管天南地北，彼此的心是相通的。轉而言之，任何麻木的奴才、貪婪的官僚、嗜血的屠夫、無行的文人，在魯迅的文字面前是不可能“發抖”的。
前邊說過，1936年11月1日，西安文教界在易俗社召開魯迅追悼會，張學良、楊虎城、邵力子送了挽聯。西安的劇社非止一家，為什麼要在易俗社這麼個不甚排場的劇社裡召開追悼會呢？因為魯迅1924年來西北大學講學時，曾經六次前往易俗社欣賞過秦腔，並題寫“古調獨彈”的匾額相贈。西安兵諫行將發生的夜裡，張學良、楊虎城、邵力子在這個劇場裡用演出“招待”過蔣介石帶過來的14名軍政大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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