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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蔣
抓蔣，是三位一體的共識與合力﹔放蔣，屬於和平解決的必然步驟，楊虎城心裡雖持有異議，可他以大局為重，大體上也是認可的。而送蔣，則是張學良獨自決定的。
張學良送蔣之動因大體可以歸納為五條：一是蔣介石答應了三位一體提出的六項條款，啟動了和平解決的大門。二是蘇聯對兵諫持反對態度，中共也同意放蔣（張學良對中共態度的轉變頗有微詞，抱怨“紅軍的態度比我們還軟”）。蘇聯與中共的這種態度，讓張學良一下子感到抓蔣是太莽撞、太冒失了，放蔣不足以彌補此過，隻有親自送蔣回南京，方可彌補。三是閻錫山想在這場兵諫裡做買賣，搞交易，提出將蔣送往太原由他來調停處理。四是蔣介石當面對張許願，說是返回南京后，立即改組南京政府，驅逐親日派，並任命張學良為全國抗日之副總司令。五是端納與宋子文、宋美齡兄妹竭力擔保，返寧后務必讓蔣介石兌現在西安所許下的諾言。
張學良是抓蔣第一人，放蔣是各方公議的，認可的，而送蔣則是張學良一個人斷然決定的。張在口頭上說他送蔣歸寧是為了向蔣去討債（討還蔣在西安的許諾），而其心底很可能又埋伏著另外的未曾說出口的話：“解鈴系鈴，我一人承當，你們誰也別想‘火中取栗’，借這場兵諫給你們自己撈什麼實惠與好處。”從張學良憤怒斥責閻錫山的聲音裡，明白人不難聽出張學良極度憤慨的心聲。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張學良決意送蔣，多少已有些賭氣的成分了。
兵諫之事過去76年了，主要當事人俱已化作了塵土，關於張學良送蔣返寧之舉，究竟應當如何評價呢？
一位學者在《民國春秋》1996年第4期上評價說，張學良送蔣返寧是明大義、識時務、舍小我、顧大局的明智之舉。送蔣返寧及時消弭了西安兵諫后列強對華的種種企圖，是實行中共倡導的和平解決西安兵諫方針結果的最佳選擇，是平息南京政府內部矛盾、避免大規模內戰的有效辦法，也是張學良實踐畢生奉行尊蔣信念的唯一選擇。張學良以自我犧牲的代價實現了中華民族一致抗日的宏願，不愧是有“大功於抗戰事業的”。這樣評價，筆者以為是牽強附會的不經之談。
張學良提出送蔣，周恩來與楊虎城是堅決反對的，張學良身邊的心腹也全部表示反對。放蔣而不送蔣，三位一體可以團結更緊，合力爭取蔣所許諾的六項條款，和平解決成果會更圓滿，更顯著。而送蔣，蔣介石翻臉食言，張學良被審被扣，最有實力的東北軍失去了主心骨，少壯派與元老派在爭取張學良返回西安的問題上內部分裂，導致自相殘殺的“二二”內訌，導致三位一體迅速瓦解。倘無周恩來苦撐危局，力挽狂瀾，和平解決時所談成的條款幾乎全部泡湯。由於送蔣，東北軍分崩離析，西北軍也難以立足於陝。更悲慘的后果是張、楊二位將軍的遭遇：張學良被囚54載﹔楊虎城被囚12年后，全家四口慘遭殺害。
送蔣之舉，隻能証明張學良的幼稚、天真，所謂的豪俠、坦蕩，也僅是東方“江湖義氣”的基因潛伏於心底而已。張學良少年得志，本為性情中人，加上深受西方思想教育的濡染，看一些問題比較簡單，對中國官場的反復無常、陰毒險惡，缺乏深刻的認識，這就決定了執意送蔣隻能是下策，是張學良在西安兵諫裡的一大敗筆。
周恩來一生，曾為張學良三次流淚。第一次是1936年12月25日16時許，周恩來聞訊趕到西安機場，飛機載著蔣介石、宋美齡、張學良已經升空，周恩來眼含淚水反復地嘆息：“張漢卿，張漢卿……”第二次是1946年4月，國共兩黨在重慶和平談判，周恩來再次提到被囚禁的張學良：“隻可憐那個遠在息烽釣了十年魚的人，他這十年釣魚的日子不是容易過呀！……”當時周恩來眼裡閃動著悲涼的淚花。第三次是1961年12月12日，周恩來邀請在北京的當年參加兵諫的東北軍、西北軍人士，開招待會。張學良的四弟張學思（時任解放軍海軍參謀長）給周恩來敬酒時，泣不成聲。周恩來為人最重感情，想到張學良的遭際，不禁潸然淚下。鄧穎超舉杯說：“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周恩來說：“我的眼淚代表中國人民，不是我個人的。25年來，楊先生犧牲了一家四口，張先生還囚禁在台灣，沒有自由，怎能不使人想起他們就落淚呢！”
如果說張學良的送蔣是“明大義，識時務”之舉，周恩來25年間三次流淚，該如何解釋呢？
有人會提出，毛澤東1937年3月1日與史沫特萊談話時還講道：“如果沒有張漢卿先生送蔣回南京一舉，則和平解決就不可能。”難道毛澤東也說得不對嗎？
毛澤東說這個話的時候，張學良已被囚禁於溪口的雪竇山上，而周恩來正在杭州與蔣介石談判關於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具體事宜。在這種形勢下，從保安進入延安的毛澤東能挑破張學良的送蔣之舉是“心血來潮”“忠君義氣”嗎？毛澤東這樣講，分明是為了進一步加重國共之間磋商第二次合作的政治砝碼。張學良是個年輕有為的軍事家，而毛澤東不單是軍事家，更是個目光深遠、歷練成熟的政治家。為了對付老辣奸詐的蔣介石，毛澤東對張學良送蔣返寧之舉隻能是這樣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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