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博覽》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西安兵諫之所以說不盡，一是題旨重大，用外國史學家的話講，“影響了一個大國的整個歷史走向”，屬於中國命運接續存亡的一個轉捩點﹔二是涵蓋復雜，涉及中華民族諸多階層何去何從的前途和命運。正如毛澤東1937年所說的那樣，沒有西安兵諫及其和平解決，中國大地上“兵連禍結，不知要弄到何種地步，必將給日本一個最好的侵略機會，中國由此也許亡國，至少也要受到極大的損害”。
■抓蔣
西安兵諫第一個決定性的目標是抓蔣，抓住蔣介石，也就抓住了牛鼻子。而抓蔣念頭的產生與形成，不可能憑空而降，而是有一個逐漸演進發展的過程。
蔣介石消滅共產黨的決心，早已形成。在漫長艱難的歲月裡，以死抗爭的共產黨人面對強大凶惡的對手，隻能採取反蔣的斗爭方針。
1936年4月9日，張學良與周恩來在延安天主教堂裡秘密會談之后，共產黨採納了張學良的建議，從“反蔣抗日”轉為“逼蔣抗日”。這實質上是將逼蔣的重擔移到了張學良的肩頭。紅軍作為蔣介石“剿滅”的對象，要逼迫蔣介石抗日，在實際上是困難的。
自延安會談后，張學良說到做到，從南京到洛陽、自洛陽到西安，對蔣介石哭諫、苦諫，的確是做了一系列逼蔣的文章。怎奈蔣氏頑固不化，親自趕赴西安，調兵遣將，進一步加緊了“剿共”的步伐，加緊了、強化了“剿共”機器的運轉。蔣介石轉身殺出的回馬槍，反而將張學良逼到了無可轉圜的田地。這個時候，張學良深感無奈而痛苦，但在心底尚未萌生兵諫的意念。
在蔣介石到了西安，張學良被逼得焦頭爛額而無路可走之時，楊虎城向他鄭重地提出了兵諫的建議。也就是說，是楊虎城破題之后，張學良才產生了對蔣介石實行兵諫的念頭。
蔣介石與張學良,一個是總司令，一個是副總司令，二人稱兄道弟，也正因為二人是這樣的不尋常的密切關系，張學良才敢於把“逼蔣抗日”的擔子一肩挑起。假如張學良在延安沒有逼蔣的承諾，則不會有嗣后逼蔣而碰壁的極度苦惱，楊虎城之點火也就沒有機緣。
從這個角度溯源推理，延安天主教堂“四九會談”時化“反”為“逼”，也可以視作周恩來在張的心底於無形中埋下了抓蔣的第一粒火種。楊虎城是繼周恩來之后的破題人、引爆者、火槍手。那時在西北，張學良的東北軍近20萬，最具實力，他們離鄉背井，無家可歸，是一堆積聚已久的干柴。而張學良作為東北軍的首領，自然是兵諫能否付諸實施的最關鍵的人物。
西安兵諫如果缺少周恩來，則沒有火種﹔缺少楊虎城，則無從起火、引爆﹔缺了張學良，則沒有實力，無從實施，無法成勢。這樣看來，兵諫之形成，張、楊、周三人缺一不可。
另外，為最后消滅紅軍，蔣介石趕赴西安，也是兵諫得以發生的重要的客觀條件。就心計手腕、政治權術而言，蔣介石在當時是個首屈一指的佼佼者（楊虎城對蔣之評價)。那時，西安特務多如牛毛，張、楊的一舉一動都受到監視。蔣介石對整個西北的局勢了然於胸，對西安火藥桶似的形勢也反復地揣度過、掂量過。他敢來西安督戰，是經過慎重考慮的。來到西安后他不住城裡，而住在城東35公裡的驪山華清池，且又嚴加護衛，並將自己的專列置於眼皮之下，隨時准備著逃出潼關。這一切都意味著蔣介石對西安萬一發生意外情況是有著充足而縝密的思想准備的。該做的文章，他自認為都做得天衣無縫。
即使如此，蔣介石仍然被抓、被扣，這愈益証明張、楊二位將軍“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斗爭藝術的高超與絕妙。二位將領抓住了老奸巨猾、詭計多端的蔣介石，緊緊地牽住了牛鼻子，這是西安兵諫取得成功的第一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