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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刊與被逮捕的背后
《豫災實錄》見報當晚，總編輯王芸生激於義憤，揮筆寫下了那篇著名社評《看重慶，念中原》，於次日刊出。評論說：
……讀了那篇通訊，任何硬漢，都得掉淚。……這慘絕人寰的描寫，實在令人不忍卒讀。而尤其令人不解的，河南的災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的查災大員也早已公畢歸來，我們也聽到中央撥了相當數額的賑款，如此紛紜半載，而截至本報通訊員上月十七日發信時，尚未見發放賑款之事，千萬災民還在眼巴巴的盼望。這是何故？尤其令人不忍的，災荒如此，糧苛依然，縣衙門捉人逼拶，餓著肚納糧，賣了田納糧。憶童時讀杜甫所詠嘆的《石壕吏》，輒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見之於今日的事實。
今天報載中央社魯山電，謂“豫省三十年度之征實征購，雖在災情嚴重下，進行亦頗順利。”並謂：“據省田管處負責人談，征購情形極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貢獻國家。”這“罄其所有”四個字，實出諸血淚之筆！
我們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重慶，重慶無冬，人們已感近幾天的寒冷。盡管米珠薪桂，重慶還很少聽到餓死人，一般人家已升起熊熊的炭火﹔而在河南，朔風吹雪，飢民瑟縮，缺衣無食，又有多少同胞凍餒而死！……現時的重慶，正近舊年，雖在限價令下，而百物跳漲，……一般摩登的食品店，賣空了架子還有人買，人們寧願今天先撂下花花綠綠的鈔票明天再來拿貨。盡管貴，總有人買。這情形若叫河南災民聽見，不知作何感想？
……目前重慶的情形，價是限了，限高了的就合法的高了，限低了的也跟著高了，紛紜復紛紜，買者賣者，遍市廛盡是違法之人。……河南的災民賣田賣人甚至餓死，還照納國苛，為什麼政府就不可以征發豪商巨富的資產並限制一般富有者“滿不在乎”的購買力？看重慶，念中原，實在令人感慨萬千！
《大公報》的報道與社評引起社會強烈反響，人民咒罵“前方吃緊，后方緊吃”，“前方馬瘦，后方豬肥”，表達了對重慶花天酒地、河南民不聊生怪現狀的不滿。這一切竟觸怒了當局，2月2日當晚，軍委會即下令《大公報》停刊三天，以示“懲戒”，造成了當年轟動后方的一段新聞公案。
重慶《大公報》停刊，河南當局抓人。1943年3月某日，張高峰在漯河突然被逮捕，當夜提審，才知道自己的罪名是“共黨嫌疑”。張高峰拒不承認。后又被押送葉縣。途中，押解特務連夜把他綁起吊打，企圖逼出口供去邀功，張高峰堅不吐口。最后由湯恩伯親自過堂。湯明確提出了張高峰寫豫災報道和曾在重慶《新華日報》發稿的問題，張高峰據實回答，但不承認自己有共產黨員身份，因為他確實不是共產黨。由於查無實據，不能定罪，隻好把他羈押起來。6月間，湯恩伯找張高峰談話，答應釋放他，但要求他繼續留在河南採訪、報道。張高峰回答：“如此一番，我在河南已很難工作。如果總司令放我，保証三天之內離開河南地界。以中國之大，哪裡都可以給國家做事。”湯見張不給面子，竟勃然拍案道：“你這種態度，就是共產黨!”遂命令將他遣送至皖西北臨泉縣的魯蘇豫皖邊區總部，雖然允許他採訪、發稿，但不准離開湯部轄區，實際上被監管起來。
《大公報》停刊與張高峰被捕事件，后來被許多人稱道，以致有些夸大其詞了。例如，逮捕張高峰被稱為所謂“張高峰事件”、“蔣介石侍從室曾過問張的下落”、張高峰回到重慶后《大公報》曾“以盛大酒會歡迎”等，都是子虛烏有的。
事實上，《豫災實錄》並不是《大公報》發表的第一篇和唯一一篇有關豫災的報道，《看重慶，念中原》也不是王芸生寫的有關豫災的唯一社評。當時，無論《大公報》、《新華日報》，還是河南當地的報紙，都發表過一些豫災報道，但當局並沒有給予處罰。
那麼，為什麼發生了《大公報》停刊與張高峰被捕的事件呢？關鍵在於報道與社評不僅披露了災情，更抨擊了政府。這在報道與社評的字裡行間隨處可見，王芸生更借題發揮，批評了政府“限價”政策的失敗，加之《大公報》的社會影響、輿論地位，頗令政府難堪，才招致當局的公然迫害。而張高峰被捕，則有更深的背景。早在武漢大學讀書時，他就因從事進步活動（包括給《新華日報》投稿）被當局列為“危險分子”，教育部、軍委會曾幾次密令監視。他赴中原採訪及后來脫險回到重慶，還曾三遭拘捕，便是証明。
“文革”中，張高峰被打成“反動文人”，為了自辯，也為了給受到牽連的子女一個交代，他重提此事，也只是想說明，自己雖未“革命”，卻也並非“反動”。他始終認為，自己報道豫災，只是出於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盡了一個記者的職業責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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