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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約前390-前338），姓公孫，名鞅，戰國時衛國人，亦稱衛鞅。初為魏相公叔痤家臣。后入秦，向秦孝公進獻富國強兵之策，任左庶長、大良造，先后兩次主持變法，使秦國富強。后又因戰功封於商（今陝西商縣東南），號商君，故稱商鞅。孝公死，被公子虔誣陷，車裂而亡。商鞅之法，指商鞅前后兩次變法所制定的新法。其主要內容為：獎勵耕織，廢除貴族世襲特權，推行連坐法﹔合並鄉、邑、鎮為縣，廢除井田制，按丁男征賦，按軍功受爵，統一度量衡。
商鞅“徙木立信”，是一個流傳悠久的歷史故事，最初見於《史記商鞅列傳》。相傳戰國秦孝公在位時，宰相商鞅力主變法，但阻力很大，老百姓對新政也有疑慮。商鞅為解除人們的疑懼，在國都南門樹立一根木樁，宣稱誰能將木樁徙置北門，賜金10兩。但人們不信有此種輕而易舉的好事，不去徙置。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又宣布，誰能徙置，賜金50兩。這時，果有一位手粗腳壯的大漢將木樁由南門搬遷至北門。商鞅當即給大漢賞賜黃金50兩，以示不欺騙。隨后頒布新法，表示要如徙木賞賜一樣，取信於民。
對商鞅“徙木立信”之舉，毛澤東雖有嘲諷，卻也贊賞其良苦用心，肯定其立法內容，並稱之為“良法”。他認為，商鞅之所以如此煞費苦心，多半是由於“民智之不開”，並由此感嘆國民之愚昧，感嘆幾千年來民眾心智的閉鎖和中華民族幾近淪亡的悲慘。
毛澤東作文中的“三嘆”是有感而發的：法令本來是為人民謀求幸福的。老百姓唯恐不頒布好法令或雖頒布而不實行、不生效。如果法令好，他們自然會竭盡全力維護這樣的法令，豈有不信之理？如果法令本身不好，不但不能使人民得到幸福，還會使人民擔心其產生的危害，老百姓自然會竭力阻止這樣的法令施行，你要他們相信也是絕不可能的事。這本是國家、百姓、法令三者之間的正常關系，而商鞅卻不得不先演出“徙木立信”的一幕，這說明當時這三者關系是不正常的，怎不令人感嘆？
毛澤東早期思想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並深受影響，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憂國憂民意識主要體現在對中國社會現狀和中國國民性的深刻洞察和思考上。《商鞅徙木立信論》可以說是毛澤東這一思考的發端。“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政府國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則不惟無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懼”，在青年毛澤東看來，理想的國民應當是看到好的法令就支持，看到不好的法令就反對。而好的法令的實施和見到成效，又離不開政府和百姓的互相支持、互相依存。任何法令都存在著一個己群關系、公民權益和社會責任協調的問題，離開了這一點，則無論“良法”還是“峻法”都很可能於事無補。
這篇作文雖然隻有400多字，卻緊扣“立信”二字，從立法的角度論述法與民的關系。他說：為政者要取信於民，法律、政策必須有利於人民。有益於人民的法律政策，人民會自動地去實現與維護﹔如果法律違背了人民的意志，政策有損於人民的利益，那就會把政府與人民對立起來。商鞅立法變革嚴懲奸邪以保護人民的權利，獎勵耕織以增進國民的富力，鼓勵軍功以樹立國威，清除貧困衰弱，造福人民，這是我國從未有過的大政策，人民為何“立而不信”呢！原來是變法前的秦國政府早已失信於民，“黎民懼焉”，盡管執行者煞費苦心，人民依然“立而不信”。至此，毛澤東將筆鋒折轉，寫道：人民中的守舊觀念、膽怯心理，執政者的腐敗、欺壓，是導致我國幾乎“蹈於淪亡慘境”的深層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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