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啟龍同志注重實際,反對說空話,搞形式主義。他說:“為人民服務是個大題目,要具體化。”1965年春,為最后確定全年農業生產計劃,圍繞努力搞好農業生產、促進和發展農村各項建設、不斷改善和提高廣大群眾的生活水平這一主題,譚啟龍赴昌濰、煙台兩地深入進行調查研究,期間陸續提出了“吃、穿、住、用、行、學、醫、文”八個方面的問題,並分別提出了具體目標,成為全省農村工作的指導方針。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對這個“八字方針”給予了充分肯定,大加贊賞。
譚啟龍同志主張結合工作實際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2年秋,山東按照中央部署開展了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第一階段,譚啟龍強調社教運動應堅持四個原則,即:堅持自我教育,自我檢查,不追不逼的方針,以正面教育為主﹔堅持從生產入手,又落腳於生產,社教、生產兩不誤﹔堅持勤儉辦社、民主辦社,干部參加勞動,健全財務、生產、勞動、管理等各項制度﹔堅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犯錯誤的干部,檢查批評從嚴,組織處理從寬。由於堅持了正確原則,這一階段的社教運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糾正了干部多吃多佔、強迫命令、欺壓群眾等作風和集體經濟經營管理方面的許多缺點,打擊了貪污盜竊活動,剎住了封建迷信活動等歪風,但卻被批評為“不得其要,沒有抓住重點”,致使運動第二階段出現過“左”傾向,錯誤地打擊了許多干部和群眾。
譚啟龍同志非常關心軍隊建設。在擔任濟南軍區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期間,凡是軍區的重要會議,他都積極參加,並很重視軍隊同志的意見。他要求地方各級政府大力支持國防建設和軍隊建設,為軍隊建設解決了很多實際問題,使軍政、軍民團結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面。
“文化大革命”初期,譚啟龍同志沒有思想准備,無論在態度、工作,還是措施上,都“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1966年,青島發生學生揪斗青島市領導人並與工人沖突的事件,譚啟龍兩次去青島,做了大量的工作,暫時緩和了局勢。10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譚啟龍據實直言“大串連”嚴重沖擊了工農業生產,提出了限制地區之間的串連及“抓革命、促生產”的建議。然而到年底已“炮轟”、“揪斗”成風,省委癱瘓,譚啟龍遭到了造反派殘酷的迫害。“二三奪權”后,在周恩來的關照下,他被送到北京保護起來。但王效禹一伙將他騙回濟南,進行了無休止的批斗,肉體、精神折磨無所不用其極。在漫長苦難的日子裡,譚啟龍始終表現出高貴的共產黨人的氣節。他據理力爭,悲憤之極時竟將挂在脖子上的牌子狠狠地摔在地上,以示抗議。這招致了更加殘忍的折磨,以致被打成重傷,長期趴在床上嘔吐。殘酷的折磨沒有摧毀他的意志。譚啟龍始終堅信黨的領導,堅信群眾,堅持決不低頭、決不喪失原則、決不諉過推脫、決不傷及同志的原則,對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地抵制和斗爭。1969年4月,在毛澤東的直接過問下,譚啟龍繼續當選為九屆中央候補委員,終得解脫。后到北京新華印刷廠進行了為期一年的學習鍛煉,1970年3月,調任中共福建省委副書記。
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歷程中,譚啟龍同志與齊魯大地和山東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后,經中央批准,他選擇了回山東定居。他說:“我在山東戰斗、工作了19年,我熱愛山東,山東的老百姓好。”定居山東后,他堅持學習,關心全國尤其是山東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關心黨的建設和反腐倡廉工作。經常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向黨中央、中顧委和山東省委寫出調查報告,就經濟發展、農村問題及三峽工程建設等方面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見和建議。他還力所能及地承擔起山東關心下一代和殘疾人事業等社會工作,充分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對黨、對祖國、對人民的無限熱愛和忠誠。
譚啟龍同志是一個孤兒、放牛娃、紅小鬼出身的黨的領導干部,無論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新時期,始終保持了共產黨人的本色。他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鞠躬盡瘁,為黨、為人民奉獻了一生﹔他政治敏銳、黨性強、覺悟高,堅持原則、顧大局、講團結﹔他具有強烈的革命事業心和政治責任感,始終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對黨的事業高度負責﹔他工作嚴謹,處事穩重,具有豐富的領導經驗﹔他思想解放,實事求是,善於調查研究﹔他嚴於律己,清正廉潔,始終保持著儉朴的生活和艱苦奮斗的作風,對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嚴格要求﹔他胸懷坦蕩,光明磊落,充分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高尚品質和道德風范,實踐了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的誓言。
譚啟龍同志在一生的奮斗中所表現出來的高尚品德和優良作風,將激勵山東廣大干部群眾進一步堅定信心、振奮精神,求真務實、開拓創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建設經濟文化強省、譜寫山東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的道路上奮勇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