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在講這些還有什麼用呢？”一位老人曾反問他。“我要把你吃過的苦記下來，講給我的學生聽。”他答。
陸軍指揮學院教員王民田曾是費仲興的學生。在他的記憶裡，“費老上課要上到每個人都明白才肯罷休”。幾乎每堂課結束前，他都會站在講台上，一遍遍地問：“誰有問題？”要是有人哪裡聽不懂，他就跑到宿舍去指導，直到“弄懂為止”。
最初兩年，他的調查隻在周末進行。 2004年退休后，隻要時間和天氣允許，他都會一早出發，調查的范圍也逐漸擴大。
“再不搞清楚，就來不及了。”費仲興覺得時間越來越緊迫，當年見証歷史的老人，正在大批逝去，他停不下來。
早上出門，中午回家，下午把談話記錄整理好，再敲進電腦裡——費仲興嚴格遵照著這樣的時間表。在他書櫃的底層，摞著十幾本筆記，翻開來看，除了密集寫滿行間的口述，更顯眼的是間或出現的一組組人名。
“說清楚一件事，要有時間、地點、人物、事件。”費仲興扳著手指頭慢慢說道，然后他豎起大拇指，重重地強調：“這幾個要素中，人是核心。”
因此，人名是費仲興最看重的事。在他看來，每個名字都曾是一個具體的生命，他要記下他們生前的樣貌和臨終的慘狀。大部分遇難者姓名完整，但也有“小道士”、“秦大餅”這樣的綽號。老人說不出完整名字的，費仲興就在姓氏后畫上圓圈。
有時，為了確認一名遇難者，他要找好幾位老人獨立敘述，相互印証。90歲的龐家邊村民劉素珍曾目睹日軍“削梨一樣”屠殺了13名“跑反”者，費仲興花了3年時間才找到他們的原籍，証實劉的口述，並獲知8個姓名。
一個有價值的訪問對象，費仲興至少要談3次，最多的要談十幾次。中國青年報江蘇記者站原站長戴袁支也致力於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田野調查，根據他的描述，費仲興習慣先讓被調查者“無拘無束敞開來聊”。事實上，除了拍照和確認細節，最后他還會將整理好的材料逐字逐句讀給老人聽，讓他們審校事實。
“做事非常認真，有毅力。”張連紅評價道。2002年，這位南師大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讀到費仲興寄給他的《南京湯山日軍暴行調查實錄》，馬上將該文推薦發表，成為“學術界第一篇揭露日軍在湯山暴行”的文章。
上個世紀80年代，南京市政府曾發動全市力量，找到大量當年的大屠殺幸存者、遇難者家屬進行口述回憶。但這一調查，並未將城外、郊區發生的屠殺納入統計。
從2004年起，南京師范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先后3次立項資助費仲興的調查。在合作開展的研究活動中，他為志願者們做方言培訓，也為暑期實踐的大學生擔任領隊。
“手把手地教是費老的一貫作風。”王民田回憶道。
一些了解他的同事和學生也曾因欽佩和好奇跟隨他走街串巷，尋訪老人，但“去個一兩次就不再去了”。
身邊的同道來來去去，隻有費仲興仍數年堅持奔走在田野調查的路上。用他自己的話說，叫“走進歷史的深巷”。然而，這“深巷”中，能被他覓得的人和事，都正在消失。
“這可以說是搶救性的工作。”戴袁支表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