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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澤東與艾思奇的哲學交往和共鳴
在艾思奇到達延安之前，毛澤東主要通過閱讀他的著述而受其影響。1937年10月艾思奇到達延安以后， 他們二人則通過交談、組織哲學研討會等互相啟迪。一方面，艾思奇在與毛澤東的近距離交往中從哲學上為其釋疑解惑，甚或為毛澤東的光輝篇章貢獻個人智慧﹔另一方面，延安時期“正是毛澤東思想從總結中國革命的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中走向成熟和多方面展示的時期，艾思奇從中受到了很大教育，政治上和思想上得到了較大提高”（《艾思奇全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頁。）
私人交談是毛澤東與艾思奇哲學交往的基本形式。有兩封信記錄了他們的相關交往。其中的一封寫於1937年。艾思奇初至延安時，毛澤東派人到艾思奇住所，送去自己閱讀《哲學與生活》的摘錄稿，並附信說：“其中有一個問題略有疑點（不是基本的不同），請你再考慮一下，詳情當面告訴。今日何時有暇，我來看你。”（《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02頁。）“再考慮”、“詳情當面告訴”等內容表明毛澤東和艾思奇就此即將展開面對面的交流和討論。另一封信寫於1938年1月12日夜。信中提到：“有空可來談，但請在星一星五兩天以外之晚上。”毛澤東忙於政治、軍事等各種事務，但對艾思奇可以來訪的時間規定得如此寬泛，足見他對兩人交談的看重。而從信中提到的“軍事問題我在開始研究，但寫文章暫時還不可能”、“哲學書多研究一會再寫還更好些”、“我沒有《魯迅全集》”（《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08頁。）等顯得有些突兀的內容來看，此信是以之前的某一封信或某一次交談為基礎的。毛澤東與艾思奇的私人交談應該遠遠不止當前有據可循的這兩次，而且兩人交流的內容還比較廣泛，哲學應該只是基本話題之一。
有研究者推測，“持久戰”是毛澤東和艾思奇當時交談的話題。這種推測是有道理的。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發表《論持久戰》的重要演講﹔而在1938年5月5日，艾思奇曾題詞勉勵一名新學員：“團結全國為爭取抗日最后勝利及建立自由幸福的民主共和國斗爭到底”，題詞內容表達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論持久戰》的精神（參見《一個哲學家的道路：回憶艾思奇同志》，雲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頁。）從中可見，艾思奇較他人更早地了解毛澤東關於持久抗戰的重要思想，這應該是平日裡兩人的哲學交往使然。這些近距離的交往，為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深入貫徹哲學的辯証法、為艾思奇后來對《論持久戰》中的哲學觀點作深入解讀奠定了基礎。（參見《艾思奇全書》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7頁。）
小組研討是毛澤東與艾思奇哲學交往的另一渠道。艾思奇和毛澤東至少共同參加過三種形式的哲學討論組。第一種是新哲學會。該會由艾思奇和何思敬受毛澤東委托於1938年創立。參與討論的有毛澤東和朱德等人，也有黨的理論工作者周揚、茅盾等人。作為新哲學會會員，毛澤東不但十分關心學會的工作進展，還經常參加討論，共同研究問題，以致在總結學會的年度工作時，艾思奇曾將《新民主主義論》的寫作和發表也算作成果之一。（參見《一個哲學家的道路：回憶艾思奇同志》，第82頁。）第二種是哲學研究會。該會由毛澤東於1939年初親自組織，艾思奇負責輔導。與會者有蕭勁光、吳亮平、楊超、和培元、莫文驊等，每周在毛澤東住所聚會討論。內容是學習辯証唯物主義，具體程序是：艾思奇起草學習提綱，莫文驊等負責具體講解，大家參與討論，毛澤東總結發言。毛澤東根據哲學研究會的學習心得，起草了供廣大干部學習的《辯証唯物主義大綱》。（參見李今山主編《緬懷與探索：紀念艾思奇文選》，中央黨校出版社2010年版，第259頁。）第三種是哲學六人小組。1939年，毛澤東親自領導成立哲學小組，成員有艾思奇、何思敬、陳伯達、和培元和楊超。當時他們主要討論《實踐論》和《矛盾論》。例如，他們討論了《矛盾論》的第一個版本，並提出既然寫到了“主要矛盾階段”，就得對“非主要矛盾階段和次要矛盾階段”做出解釋。毛澤東吸收了這些意見。（參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艾思奇》，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1頁。）總體來看，在這三種哲學活動小組中，都不乏毛澤東和艾思奇的身影。也正是在這種主題鮮明的哲學交往中，毛澤東集思廣益地借鑒並吸收了艾思奇等哲學家的思想火花，而艾思奇則充分學習、體會了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精彩之處，為其在新中國成立后宣傳毛澤東的“兩論”創造了前提和條件。
通過多種形式的哲學交往和互動，毛澤東與艾思奇產生了一些思想共鳴，兩人相繼提出並闡發“中國化”命題即為這種互動的重大收獲之一。1938年4月，艾思奇在《哲學的現狀和任務》一文中首次提出：“現在需要來一個哲學研究的中國化、現實化運動”（《艾思奇全書》第2卷，第490頁。）1938年10月，毛澤東在《論新階段》的報告中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這一概念﹔1940年2月，艾思奇發表《論中國的特殊性》，進一步闡發了毛澤東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念。有研究者依據兩人提出“中國化”的先后順序，認為在“中國化”上是艾思奇影響了毛澤東，這一理由顯然不夠充分，畢竟在井岡山時期深受黨內教條主義者排擠的毛澤東，於1930年就寫下了《反對本本主義》，並明確提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15頁。）這種強調多少帶有“中國化”的意蘊了。也有研究者認為，在這一問題上，是富有革命經驗的毛澤東熏陶了艾思奇，但是從艾思奇長期對哲學大眾化的倡導來看，他也意識到“中國化”的重要性。然而，兩人在相隔不到半年的時間內相繼提出“中國化”絕非巧合。雖說今天已很難分清在“中國化”的闡述方面，究竟是誰啟發了誰，但是他們之間的相互影響是確定無疑的。只是兩人強調的角度略有不同而已，“艾思奇主要是從理論研究和傳播的角度，毛澤東則側重於從中國革命實踐、中國革命道路的角度來闡述中國化問題的”（徐素華：《艾思奇、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8年第1期。），這種相異之處與其身份的不同有關。艾思奇著眼於哲學的繁榮和發展，毛澤東則關注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的進展狀況以及教條主義一度盛行的根源。他們一前一后在“中國化”上表現出一“唱”一“和”式的“連環”舉動，或許是兩人內在的哲學共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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