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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思奇主持編寫的堪稱范本式的哲學教科書——《辯証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也較多吸收了毛澤東的哲學觀點。該書按照《矛盾論》章節的名稱、框架和邏輯對毛澤東的哲學思想作了轉述性展開，將《實踐論》作為《認識和實踐》、《真理》兩章的中心內容，採用了毛澤東關於“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是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的提法，囊括了毛澤東“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重要觀點。（參見韓樹英：《艾思奇與第一本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理論視野》2008年第2期。）因此，《辯証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吸收是相當徹底的，它能對毛澤東的哲學觀點作如此全面的闡述，與艾思奇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艾思奇受毛澤東哲學思想影響的第二層表現為致力於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全面和深入傳播。“宣傳”即為“對群眾說明講解，使群眾相信並跟著行動”，但在進行這種宣傳之前，艾思奇本人必然已對毛澤東哲學思想有了透徹認知和高度認同。艾思奇在宣傳毛澤東哲學觀點中所呈現出的兩大特征，更証明了毛澤東對其哲學思想產生了深刻影響。一是宣傳的全面性。艾思奇宣傳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力度和廣度非他人所能及，從上世紀30年代末開始嘗試闡發毛澤東哲學觀點，一直到1966年病逝前夕，他都不曾中斷過傳播毛澤東哲學思想的莫大熱情。他對毛澤東著作中蘊含了哲學思想的篇章基本都進行過宣傳，不但積極追溯了他早期著作（如《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哲學閃光點，對於著作中的名篇更是反復解讀。他作過多場學習《實踐論》、《矛盾論》的專題輔導報告，也多次在相關主題的文章或報告中評介“兩論”的要點和精華。二是宣傳的深刻性。他善於准確把握毛澤東哲學理論中的精髓，曾高度概括了毛澤東在三大方面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大發展（參見《艾思奇全書》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128頁。），又指出關於人類認識發展規律的總公式“這個原則是毛主席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以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沒有概括出這樣一個公式來”（《艾思奇全書》第8卷，第526頁。）。他對毛澤東這一觀點之哲學意義的高度強調，也為讀者理解他修訂《大眾哲學》時為何刪除原有相關論述提供了注腳。他還善於動態把握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發展。他曾提到，《人的正確認識是從哪裡來的》對認識總規律作了重要補充（參見《艾思奇全書》第8卷，第821頁。）﹔《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進一步發展了領導方法的規律（參見《艾思奇全書》第8卷，第654頁。）﹔要注意毛澤東關於數量分析方法亦即“胸中有‘數’”的理論意義（參見《艾思奇全書》第8卷，第486頁。），等等。艾思奇宣傳工作的深刻性更體現在他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繼續思考和深度闡發。他認為《實踐論》蘊含了這樣的哲學道理：“教條主義的錯誤在於不承認從感性認識出發的必要，也不承認理性認識有拿到實踐中加以檢驗和發展的必要。經驗主義的錯誤在於雖然有著相當豐富的感性認識，但不善於或者拒絕使它提到理性認識。”（《艾思奇全書》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頁。）艾思奇聯系主觀主義的兩種表現來解讀和發揮毛澤東的哲學觀點，無疑較好地領會了毛澤東反教條主義的主旨，今天讀來也不失其啟發性。
艾思奇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傳播，飽含著深厚感情和豐富創見。他的宣傳和闡發，一方面，促進了毛澤東哲學思想在黨內指導地位的確立，推動著毛澤東哲學思想在日常生活中的大眾化﹔另一方面，也是他哲學通俗化、大眾化理念的繼續和實踐。
綜上所述，毛澤東和艾思奇的哲學互動呈現在三個層面，而且它們節節相連。正因為先有毛澤東對艾思奇哲學才華的欣賞，才有二人在延安的私人會談和小組討論。而這種哲學的近距離交流和思想碰撞，為艾思奇后半生潛心吸收和傳播毛澤東哲學思想奠定了基礎。就艾思奇的個人哲學生涯而言，研究者普遍勾勒出“上海時期”、“延安時期”、“北京時期（或者中央黨校時期）”三大主要階段。聯系這一劃分法，不難發現，艾思奇的“上海時期”，主要是他的著述對毛澤東的哲學思想產生影響的階段。“延安時期”，是毛澤東與他頻繁的哲學交往階段。這一時期，雖然毛澤東也閱讀了艾思奇編著的《哲學選輯》等著述，並留下了不少閱讀筆記，艾思奇在整風運動中也對毛澤東哲學思想作過一些宣傳研究，但是雙方的思想交流和共鳴是最令人矚目的，期間的交叉性可視為前后兩個階段的必要過渡。“北京時期”主要是毛澤東影響艾思奇的階段。這一時期，艾思奇修訂或編著的書籍明顯吸收了毛澤東的哲學觀點，而且對其哲學思想的宣傳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數量之多而達到高峰。因此，隻有全面把握毛澤東與艾思奇在哲學互動的三重關系，才能真正理解兩人的哲學情緣。
﹝本文是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第51批面上資助項目“毛澤東思想大眾化研究”（資助編號：2012M510479）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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