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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艾思奇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吸收和傳播
雖然毛澤東的某些哲學觀點受到艾思奇的較大影響，但是他並未止步於艾思奇，而是結合中國革命實際進行哲學概括或剖析，哲學思想進一步升華，因此，他的不少哲學觀點又超越了艾思奇﹔而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就使艾思奇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吸收和傳播成為可能。因此，兩人的哲學互動在經歷了延安時期的哲學交往之后，毛澤東也對艾思奇的哲學思想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艾思奇受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影響，首先體現為他在著述中對毛澤東哲學觀點的吸收。早在1939年撰寫《哲學研究提綱》時，艾思奇提出要注意“總的量變過程中的部分質變”，這就是受到了毛澤東《論持久戰》、《論新階段》中某些思想的啟發。（參見李君如：《艾思奇概括了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新貢獻》，《探索與爭鳴》1986年第3期。）從這裡可以看出，毛澤東對艾思奇的影響在其剛至延安不久就開始潛移默化地發生了。
不過，艾思奇對毛澤東哲學觀點最為明顯的吸收，則是他對《大眾哲學》所作的某些修訂。艾思奇在此書中作了與毛澤東著述相關的三大修改。一是原封不動地引用了毛澤東的一些標志性提法。如強調“認識事物規律必須了解具體情況”時，他引用了毛澤東的獨創性論斷“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論述“從中國革命實際中找出革命理論”的重要性時，他借用了毛澤東新解的“有的放矢”、“無的放矢”、“實事求是”等詞語﹔在分析認識之於實踐的內在要求時，他引用了毛澤東“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甘當小學生”、“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等形象用語。（參見《艾思奇全書》第4卷，第577、620、651—652、661—664頁。）二是闡述某些哲學觀點時與毛澤東的相關提法和事例有明顯相同的痕跡。如界定真理的絕對與相對關系時，毛澤東將列寧的相關思想表述為“無數相對的真理之總和，就是絕對的真理”（《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95頁。）﹔艾思奇修訂著作時，放棄了原版中“真理在形式上是相對的”、“在內容上是絕對的”提法（參見《艾思奇全書》第1卷，第506頁。），而改為“全部絕對真理乃是無數相對真理的總和”（《大眾哲學》，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頁。）。又如，為強調內因的重要性，艾思奇在修訂版中搬用了毛澤東關於“溫度能使雞蛋而非石頭變雞子”的事例。（參見《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02頁﹔《大眾哲學》，第170頁。）雖說用“雞蛋孵化成雞”來舉例似乎是艾思奇的首創，但是，拿雞蛋和石頭作比較卻是毛澤東的發明。再如，毛澤東曾反復援引中國社會的不同階級，來說明矛盾著的兩個方面及其轉換，而艾思奇在增設的章節中，也選用不同的階級來闡釋對立統一規律。（參見《大眾哲學》，第190—191頁。）三是修訂本貫穿了毛澤東的某些哲學觀點。它借鑒《實踐論》的寫法，強調“實踐是我們一切認識的基礎”，並且將其與黨的群眾路線聯系起來﹔同時又模仿《矛盾論》的做法，對於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同一性和斗爭性等做了更充分的闡釋，更突出了矛盾規律在辯証法中的核心地位。（參見盧國英：《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頁。）艾思奇對《大眾哲學》進行如此大幅度的修改，絕非一時沖動，他在修訂本例言中曾坦陳心跡：“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中國革命運動得到空前的發展，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也大大提高了，並且也因此使我們看見，辯証法唯物論的哲學，是如何在中國得到了新的發展。本書是根據作者近年的學習所得，尤其是整風以來的學習所得，努力想把這些發展的成果加以吸收。”（《艾思奇全書》第1卷，第609頁。）顯然，艾思奇在《大眾哲學》修訂本中引用、轉述、貫穿毛澤東的某些哲學論述，是深受毛澤東影響的結果，他認為毛澤東的哲學思想能代表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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