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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澤東與艾思奇在哲學思想上有著十分密切的互動關系：一是毛澤東對艾思奇哲學著述的閱讀和借鑒，其表現是毛澤東學習吸收了艾思奇的哲學思想和敘述方法﹔二是毛澤東與艾思奇的哲學交往和共鳴，兩人通過私人交談、組織哲學研討會等互相啟迪﹔三是艾思奇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吸收和傳播，其表現是艾思奇在著作中吸收毛澤東的哲學觀點，並致力於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全面和深入傳播。艾思奇到達延安之前，主要是他的著述影響毛澤東﹔至延安后，為兩人相互影響階段﹔到北京后，主要是毛澤東哲學思想影響艾思奇。
﹝關鍵詞﹞毛澤東﹔艾思奇﹔《大眾哲學》﹔《哲學與生活》﹔《實踐論》﹔《矛盾論》
毛澤東與艾思奇的哲學關系是學界感興趣的話題，研究者就其中的某些專題作過深入探討。但是，論述毛澤東對艾思奇哲學影響的成果卻不多見。為了具體呈現毛澤東與艾思奇在哲學思想上的相互影響，筆者從三個層面來梳理兩者的關系。
一毛澤東對艾思奇哲學著述的閱讀和借鑒
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要傳播者和中國哲學大眾化的拓荒者，艾思奇在哲學思想和敘述方法上給毛澤東以很大影響。
在哲學思想方面，毛澤東和艾思奇可以說是共承馬克思主義哲學之脈。艾思奇是將蘇聯新哲學介紹到中國來的代表性人物，他和鄭易裡合譯的《新哲學大綱》，為毛澤東在延安研讀哲學的主要書籍之一。艾思奇自己撰寫的著作，如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風靡全國的《大眾哲學》、膾炙人口的小冊子《哲學與生活》等，更是對毛澤東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在閱讀《哲學與生活》時，艾思奇哲學思想的精彩之處，引發了毛澤東的共鳴，他忙裡偷閑地摘錄了多達十幾頁的觀點，內容涉及相對與絕對、運動與靜止等重要哲學范疇﹔書中闡述的“差別的東西不是矛盾”（《毛澤東哲學批注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頁）。等不當之處，則引起了毛澤東的質疑，使他進一步思考其中的錯綜復雜關系。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曾經寫信給艾思奇說：“你的《哲學與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書，我讀了得益很多。”（《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頁。）就《大眾哲學》而言，毛澤東的哲學論著亦不乏與其觀點的相似之處。毛澤東汲取並發揮了該作品中的如下論點：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辯証關系、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人類認識發展總規律、對立統一規律在唯物辯証法中的核心地位，等等。（參見李今山主編《常青的〈大眾哲學〉》，紅旗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173頁。）其中學界關注較多的是兩人在概括認識發展總規律上的沿襲關系。
在哲學大眾化的敘述方法上，毛澤東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艾思奇的影響。為了讓普通讀者也能理解哲學，艾思奇在作品中大量運用淺顯易懂的事例，將哲學解釋得生動具體。如在區分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矛盾時，以人們對卓別林和希特勒異同的認識為例﹔在論述質和量的互變規律時，以迷信民眾拆卸塔身磚塊而致雷峰塔倒塌為例等等。毋庸置疑，毛澤東在閱讀艾思奇的著述之前，也很注重語言的形象性和趣味性，但是艾思奇將使用形象生動的語言作為哲學通俗化和大眾化的主要手段，這對毛澤東不能不產生影響。毛澤東在哲學著作中也相當注意用歷史和現實中的事例來說明哲學原理，如在介紹感性認識的產生時，他就舉例說國民黨考察團剛到延安所獲初步印象便是感性認識（參見《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頁。）﹔在解釋事物的變化發展時，毛澤東甚至借用了《大眾哲學》中提到的雞蛋孵化成小雞的淺顯例子（參見《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02頁。）以深入淺出風格著稱的《大眾哲學》始終在毛澤東心中佔有一席之地：從初讀它時畫下“圈圈點點和杠杠”（李今山主編《常青的〈大眾哲學〉》，第376頁。）的格外用心，到晚年離京外出時仍將其作為必攜書之一，這本書對毛澤東的影響可見一斑。
除了各自在著作中推動哲學的大眾化，毛澤東還與艾思奇不約而同地倡導普及哲學。1938年，艾思奇曾經提到，“把高深的哲學用通俗的詞句加以解釋”，“使哲學和人們的日常生活接近”是“有極大意義的”﹔哲學研究的中國化“不是書齋課堂裡的運動”。（《艾思奇全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0—491頁。）毛澤東1963年指出：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使之群眾化，為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所掌握，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裡解放出來”（《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頁。）毛澤東的論述與艾思奇強調讓哲學從課堂走向大眾日常生活的一致性，進一步証明了在哲學大眾化方面，毛澤東受到艾思奇較深的影響。與他們二人都有過交往的周揚曾評論說：“毛澤東同志提倡哲學走出課堂，艾思奇同志就正是這樣做的一個先驅者。”（《周揚文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頁。）
艾思奇之所以對毛澤東的哲學思想產生如此重要的影響，與毛澤東廣泛涉獵的閱讀習慣有關，更與艾思奇向中國哲學界介紹蘇聯新哲學、倡導哲學大眾化有關。澳大利亞學者尼克•奈特曾經提到：“艾思奇著作的意義在於：一方面，它們提供了對新哲學的通俗解釋﹔另一方面，它們鞏固了毛澤東獨立地從蘇聯哲學文本中所得出的哲學觀點。”（〔澳〕尼克•奈特著，王桂花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哲學家——艾思奇、毛澤東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現代哲學》2006年第3期。）需要明確的是，解讀艾思奇這種歷史性影響的原因時，毛澤東本人深厚的哲學素養、非凡的語言天賦、深入的生活體驗等內在條件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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