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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政治的關系
如何把握好政治和學術的關系，是困擾幾代黨史研究工作者的一個老大難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不搞政治運動了，這個問題不像以前那麼尖銳，但在黨史研究中有時也會碰到。
中共黨史研究作為一門學問，既屬歷史學科，又是政治學科，從某種意義上說，它不是純粹的學術。“資政育人”就是它肩負的一個重要功能，這就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以科學的態度為政治服務。但是，如何把握好政治和學術的關系，卻是困擾幾代黨史研究工作者的一個老大難問題。老一輩黨史研究工作者有這個問題，現在一些從事黨史研究的學者也不時為這個問題感到苦悶。改革開放以來，不搞政治運動了，這個問題不像以前那麼尖銳，但在黨史研究中有時也會碰到。
的確，政治和學術是一對矛盾，兩者既有相輔相成的一面，也有相抗相克的一面。它所以成為一個棘手問題，這主要表現在：一是當政治偏離正確的路線和方向時，學術研究是盲目“緊跟”，還是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二是即使思想政治路線正確，但在某些問題的認識上，在某些時候，政治家觀察和處理問題的角度與學者的視角也會有差異。前者往往著眼於利與害來作為權衡取舍的判斷標准，后者則更多地習慣於是與非作為褒貶的判斷標准。
政治上的利與害與學術上的是與非，有時會重疊一致，但在不少時候則不那麼一致，有相當距離，乃至較大反差。所謂“相抗相克”，非常棘手，主要是在上述兩種情況下，學術研究能否堅守學術良心這個最基本的底線。要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黨史大家胡繩同志在1994年回顧他的學術生涯時曾寫道：
我一生所寫的文章，雖然有一些可以說有或多或少的學術性，但是總的來說，無一篇不是和當時的政治相關的。“純學術性”的文章幾乎沒有。對此我並不后悔。
四年后，胡繩對這段話做過解釋：
所謂“純學術性”是什麼意思，不大容易講清楚。但若干年來，學術界中確實存在著避開理論，避開政治，務求進入純學術領域的風氣。當然，也有並不是為了有所逃避而致力於純學術的。我並不輕視、否定純學術的研究工作，甚至我還羨慕、欽佩這種工作，但客觀的環境和主觀的意願使我心甘情願地走我已經走過的路。盡管有時感到迷惘和困惑，但對我在政治上、理論和學術上的追求和我選擇的路並不后悔。
這是胡繩的自述。他所說的“感到迷惘和困惑”，是指1957年到1977年的20年間，他的思想和當時“左”的“潮流有所抵牾”，寫作是“為了適應某種潮流，而不是寫出了內心深處的東西”，因此，“陷入越來越深的矛盾”中，相當長的時間寫作“幾乎是個空白”。胡繩所講的這個情況，揭示了學術和政治極端沖突的歷史一頁。這種情況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大環境下一般不存在了，但在個別時期，在局部環境下，也不是不可能碰到這類問題。若碰到了就有一個怎麼對待的問題。我以為，對於選擇黨史研究作為學術追求的學者來說，胡繩的反思給我們以啟迪。既然走上了這條學術之路，就應當無怨無悔。
近年來出版的《黨史札記》、《轉折年代》、《革命》、《我觀黨史》、《黨史熱點面對面》等黨史著作，以科學的黨史觀，把握了黨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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