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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戰役是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揮的。紅軍因同敵人進行陣地戰，並採用“短促突擊”戰術，雖給敵人以重創，但自身傷亡5500余人，佔參戰總兵力的五分之一，被迫撤離了廣昌這個中央根據地的北大門。
廣昌戰役的失敗完全是李德、博古不接受毛澤東、張聞天的正確主張，推行單純防御軍事戰略的結果。
廣昌戰斗后，由於在高虎垴打了一個小勝仗，博古、李德及其追隨者們抓住這一點大做宣傳，來說明他們所謂“短促突擊”戰術的正確性，還讓彭德懷寫一篇証明他們的“短促突擊”戰略戰術正確的文章。他們把文章中適合他們口味的部分保留了下來，而不適合他們口味的部分就刪去。特別是刪去了“這是特殊情況下取得的勝利，而不能証明‘短促突擊’是適合的”一句，同時經過修改來証明“短促突擊”是正確的，而且沒有經過彭德懷的同意就發表了。
從1934年4月廣昌戰役失利到同年10月開始長征之前，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張聞天的思想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使他同當時“左”傾中央負責人之間的意見分歧走向了公開的決裂。
張聞天雖然不管軍事工作，但是他作為中央書記之一，仍然關心著軍事問題和軍事的得失。當時，張聞天還是中央軍委委員，許多軍委會議他也參加。據有關材料記載，在廣昌戰役失利后的一次軍委會議上，張聞天就同博古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
張聞天說：“廣昌戰役同敵人拼消耗是不對的，這樣打下去不可能取得勝利。”
博古則反唇相譏，批評張聞天“是普列哈諾夫反對1905年俄國工人武裝暴力的機會主義思想”。“我當時批駁了他的這種污蔑。我堅持了我的意見，結果大家不歡而散。其他到會的同志，沒有一個表示意見。”
在爭論的過程中，張聞天還對博古說，我們中國的事情不能完全聽李德的，我們自己得有點兒主意。會后，張聞天也一直堅持自己的觀點，甚至當李德發話說這裡的事情還是要靠莫斯科回來的同志辦，意即這些人內部不應該鬧摩擦，張聞天也根本沒有理會。
張聞天認為，“照李德這樣打法，打破五次‘圍剿’沒有希望。”“關於博古如此縱容李德，信任李德，把他捧為‘太上皇’，這件空前奇案確有值得好好研究的必要。我在十九路軍事變時，覺得李德把軍隊西調不對，廣昌戰斗中把軍隊硬拼受損失不對……”
博古卻堅持認為：“李德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是在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過的，是經過正規訓練的，執行李德的軍事指揮怎麼會不正確呢？”
張聞天與博古的爭論不歡而散，矛盾越來越大。張聞天因此受到博古的一再排擠。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后，張聞天被派到中央政府工作，被排擠出黨中央。等項英從閩贛巡視回來后，又把張聞天派到閩贛做巡視工作，實際上是把他從中央政府再排擠出去。在他不在中央政府期間，博古等公開批評中央政府是文牘主義，在背后攻擊張聞天。但是，在這期間，張聞天並沒有因受到博古的排擠而停止對博古等人軍事錯誤方針的批評。相反，張聞天到閩贛做巡視工作以后，通過接觸革命戰爭的實際，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加以思考，更加尖銳深刻地批評了博古等人的錯誤軍事方針。張聞天還寫文章闡述自己對粉碎敵人“圍剿”的看法。
張聞天指出：“這種國內戰爭是整個時期的長期的死戰，而不是幾天幾月甚至幾年完成的。在這種決戰中，我們可以在某些區域得到空前的偉大的勝利，在有些區域內則可以遭受部分的挫折。但這種部分的挫折不能使我們內部崩潰解體，不能動搖我們的整個戰線，而且也不能阻止整個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向前發展。”“對於中國革命這一基本問題的不了解，會在我們隊伍內產生各種各樣的機會主義的動搖。”
張聞天還在文章中說：“在有些地方，由於敵人堡壘的層層封鎖線，使突破封鎖線轉移地區，保持紅軍主力的有生力量，以便在新的有利條件之下，繼續粉碎五次‘圍剿’，成為當時必要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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