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4年4月27日，即在紅軍被迫撤出廣昌的當天，張聞天寫文章尖銳地批評了將修筑堡壘作為動員群眾參戰唯一方式的做法，稱之為“單純的堡壘主義”。他還批評了“分兵把口”，這“同堡壘主義，是緊密的聯系著的，這是單純防御的機會主義傾向的又一種具體表現。這種傾向，實際上不但不能保衛蘇區，而且正便利於敵人的各個擊破”。
7月26日，張聞天又在另一篇題為《閩贛黨目前的中心任務》的文章中再次嚴厲批評“堡壘主義”。他提出：“武裝群眾，發展游擊戰爭消滅白軍與肅清刀團匪，是閩贛黨前面第一等的中心任務。”“死守堡壘，對於我們是致命的打擊。”“已經有的一些游擊隊或獨立營，他們都要拿來守衛他們的堡壘，分散原有的武裝力量，實行分兵把口。這種分兵把口，困守堡壘的辦法，不但不能使我們消滅刀團匪，而且也不能使我們保衛自己。”
張聞天的批評雖然主要是針對地方武裝和游擊隊而言，但是張聞天在軍事方針上不同意李德“以堡壘對堡壘”的打法，是十分明顯的。在發表於長征出發之前（9月26日）的一篇文章中，他更是明確地批評第五次反“圍剿”中有過的“在蘇區內部同敵人拼命的”傾向，批評了“拼命主義”和“逃跑主義”。
不分革命高潮與低潮，也不問戰爭具體條件，一概實行“進攻”的所謂“進攻路線”，乃是當時“左”傾中央的策略指導上的主要錯誤之一。正是對於這個事關重大的“進攻路線”，張聞天此時作了自己新的解釋。他寫道：“我們黨的總的進攻路線決不能解釋成為隻要採取進攻的斗爭方式就可使我們得到勝利。這種見解，實際上是把革命當做一種只是向上的、直線式的、不斷勝利的行動，或是一次的、短時期的、在一個戰線上的英勇的決斗與突擊。這種對於革命的抽象的了解，必然會想出種種‘抽象的公式’或‘教條式的藥方’來限制自己的活動。”“我們依照當時的具體環境而決定採取進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卻的斗爭方式，一切這些斗爭方式的運用，都是為了實現黨的進攻路線，爭取蘇維埃革命的全部的勝利。” 張聞天在這裡雖然仍沿用了“進攻路線”的概念，但是他對“進攻路線”的這種解釋，就無異於是對第五次反“圍剿”原來指導思想實際上的某種否定。這當然還不是對於教條主義的徹底覺悟，但畢竟觸及了李德、博古的軍事、政治領導錯誤的思想根源。
張聞天的這篇文章發表后，即被紅軍總政治部規定為對紅軍轉移進行思想准備的一份重要文件。紅軍總政治部於1934年10月5日專門就這篇文章印發了供干部討論用的詳細討論提綱，接著又於9日發布“政治指令”，要求根據此文，“在部隊中進行充分的宣傳解釋工作”。聶榮臻回憶長征時說，此文是當時部隊“進行公開動員、公開准備總的根據”。1942年中央軍委編印的《軍事文獻》還收入了這篇文章。
1934年5月，中共中央書記處鑒於廣昌失守后，國民黨日漸逼近中央革命根據地腹地，紅軍內線作戰已十分困難，決定將紅軍主力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實行戰略轉移﹔同時將這一決定報請共產國際，不久共產國際復電同意。夏季，為准備戰略轉移，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負責籌劃。
進入7月，戰事更加緊張，國民黨軍重新調整部署后，以31個師的兵力，從六個方向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中心區發動全面進攻。博古、李德等人卻“兩個拳頭打人”，採取“六路分兵”、“全線抵抗”的軍事戰略，在前方指揮各路紅軍節節抵抗，同優勢敵人拼消耗，企圖在各條戰線上同時阻擋敵人，結果任何一路敵人都沒有擋住，紅軍和革命根據地遭受了重大損失。在高虎垴、萬年亭戰斗中，紅軍雖然殺傷敵軍三四千人，自己也遭受了很大傷亡，被迫撤退。
此時的毛澤東，盡管離開了軍事領導崗位，但仍時刻關心著戰場情況的發展變化。1934年5月，當毛澤東得知紅二十二師於4月21日被迫退出筠門嶺、正在召開干部會檢查戰斗失利的教訓時，立即趕到粵贛省委辦公室給紅二十二師負責人打電話，詳細了解敵我情況，然后對政委方強說：你們是新部隊，敵人又那麼多，打了那麼久，敵人才前進那麼點，這就是勝利！現在應該把主力抽下來，進行整訓，用小部隊配合地方武裝和赤衛隊打游擊，牽制敵人。在整訓中要總結經驗，好好研究擋不住敵人、不能消滅敵人的原因。為了保存紅軍主力，消滅敵人，仍要配合地方武裝和赤衛隊，並取得地方黨的幫助，採取游擊戰爭和運動戰的打法。要嚴密偵察和研究敵情、地形，在會昌與筠門嶺之間布下戰場，要在敵人的側翼，集中優勢兵力，造成有利條件，首先殲滅敵人一個營一個團，繼而打更大的勝仗。方強在連以上干部會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師黨委研究了這些指示，並作出具體布置，有計劃更堅決地打擊敵人，使敵人龜縮在筠門嶺，未能前進一步。南線由於實行了毛澤東的意見，出現了新的局面。
|
